“做不完也得做。”王铁柱说，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激动，“这可是大活，干好了，以后县里的活都能接。咱们木工组，就能在县里挂上号了。”

　　林芝看了看图纸，是那种最常见的办公桌椅，三屉桌，靠背椅，结构简单，但数量大。他算了一下，木工组现在有四个人王铁柱、孙大勇、周建军，加上晏城。还有他，可以帮忙画图纸、打下手。两个月，应该能行。

　　“能做。”他说，“但要加把劲。一天至少得出一张桌子两把椅子。”

　　王铁柱一拍大腿：“干！”

　　木工组又忙起来了。

　　每天天不亮就开工，天黑透了才收工。锯子声、刨子声、锤子声，从早响到晚，像一首永不停歇的交响乐。王铁柱带着大家，锯、刨、凿、装，一刻不停。孙大勇和周建军也拼了，连中午饭都在仓库吃，一人捧个窝头，边啃边干活。有时候窝头渣掉在刨花堆里，他们也顾不上捡，下一顿接着吃。

　　晏城干得最狠。他话少，但活多，一个人能干两个人的量。锯木头，他比别人快一倍；刨板子，他刨出来的刨花又薄又长，像一卷卷弹簧；开榫头，他下凿子又准又稳，榫眼方正，榫头严丝合缝；装桌面，他一个人就能把沉重的桌面抬起来，对准榫头，一锤下去，稳稳当当。王铁柱让他歇歇，他不听，只是埋头干。汗水湿透了后背，他也不擦，任由它顺着脊梁往下流，滴在地上的刨花堆里，洇出一小片深色。

　　林芝知道，他在用干活来压抑心里的东西。

　　那些事，那些人，那个姓秦的。他不想，但不等于不存在。那些东西像石头一样压在心底，越积越重，只有用更重的劳作才能暂时忘记。

　　林芝也忙。画图纸，记工时，打下手，还要抽空去公社小学给晏阳送饭晏阳最近在学校吃午饭，但食堂的伙食太差，林芝每天中午给他送一饭盒热饭热菜。有时是炒鸡蛋，有时是炖土豆，有时是白菜粉条。晏阳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然后把饭盒还给林芝，说一声“林芝哥辛苦了”，就跑回教室。跑几步又回头，冲林芝挥挥手。

　　这天中午，林芝从学校送饭回来，路过公社大院，看见一辆吉普车停在里面。

　　绿色的，落了一层灰。郑长河的车。

　　他心里一紧，放慢脚步。

　　院子里没人。办公室的门关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那辆车停在那儿，像一个不祥的信号。阳光照在车顶上，反射出刺眼的光。

　　他站了一会儿，没看见人出来，就走了。

　　晚上回家，他把这事告诉了晏城。

　　晏城正在磨斧头，磨刀石霍霍响，一声接一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煤油灯的光照在他脸上，把他的侧脸照得轮廓分明。他的眼睛盯着斧刃，一眨不眨，像是在和斧头说话。听完林芝的话，他手上的动作没停。

　　“他来干什么？”

　　“不知道。”林芝说，“没看见人。”

　　晏城沉默了一会儿。

　　“可能是冲咱们来的。”他说，“也可能是别的。”

　　林芝点点头。但心里总是不安。那种不安像一只无形的手，攥着他的心脏，让他喘不过气来。

　　第二天，他特意又路过公社大院。吉普车还在。院子里还是没人。

　　第三天，第四天，车一直停在那儿。

　　第五天，车不见了。

　　林芝松了口气。走了就好。

　　但晏城不这么想。

　　“他还会来。”他说，眼睛看着窗外。窗外是黑沉沉的夜，月亮被云遮住了，什么也看不见。“他在等什么。”

　　等什么？林芝不知道。

　　五月下旬，地里的庄稼长起来了。

　　玉米半人高，绿油油的，风吹过，哗啦啦响，像一片绿色的海。高粱也抽穗了，红彤彤的一片，远远看去，像火烧云落在了地里。社员们开始锄草、间苗、施肥，又是一番忙碌。地头地尾，到处是弯着腰干活的人影。

　　木工组的活赶得紧，林芝去地里干活的时间少了。老支书陈卫国知道木工组接了县里的活，特批他可以少去地里，多顾着仓库。

　　“县里的活要紧。”他说，抽着旱烟，烟雾在昏暗的办公室里缭绕，“干好了，公社脸上有光。以后县里再有活，还能想着咱们。”

　　林芝谢过他，继续埋头干活。

　　这天傍晚，收工的时候，王凤娟来找他。

　　她站在仓库门口，冲他招手。夕阳的余晖照在她身上，把她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染成了金红色。她的表情很严肃，眼睛里带着担忧。

　　林芝放下手里的刨子，走过去。

　　“小林，”她把他拉到一边，压低声音，“有件事，婶子得告诉你。”

　　她四下看看，确认没人，才继续说下去。

　　“这几天，”王凤娟说，“有人在打听你们。”

　　林芝心里一紧。

　　“打听什么？”

　　“打听晏城的事。”王凤娟说，“问他家以前的事，问他爹怎么死的，问他娘生前说过什么。还问……问你。”

　　林芝手心出汗了。

　　“问我什么？”

　　“问你从哪儿来的，问你平时跟谁来往，问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王凤娟说，“问得可细了。还问你会不会什么奇怪的本事，有没有拿出过什么稀罕东西。”

　　林芝心跳加速。

　　“谁在打听？”

　　“不认识。”王凤娟摇头，“两个人，男的，三四十岁，说是县里来的。在供销社门口转悠，见人就问。还给烟抽，有人就说了。”

　　“长什么样？”

　　“一个高一个矮。”王凤娟描述着，“高的那个瘦，长脸，眼睛小；矮的那个壮，方脸，眉毛浓。都穿着中山装，一看就不是本地人。”

　　林芝谢过她，匆匆往家走。

　　晏城还没回来。他推开门，屋里一切如常。他仔细检查了一遍门闩好好的，窗户纸没有破洞，炕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他打开柜子，里面的东西一样没少。他又趴到地上，看了看床底下，那个空铁盒还在，位置没变。

　　什么都没动过。

　　但林芝知道，有人来过。

　　那种被窥视的感觉，又回来了。像一根刺，扎在后背上，拔不出来。

　　晚上，晏城回来，林芝把这事说了。

　　晏城听完，沉默了很久。他坐在炕沿边，手里还握着那把斧头，眼睛盯着地面。煤油灯的光照在他脸上，照出他紧绷的下颌线。

　　“他们开始查了。”他说。

　　“查什么？”

　　“查我爹的事。”晏城说，“查咱们手里有什么。”

　　林芝心里一阵发寒。

　　“那我们怎么办？”

　　晏城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洒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棵树。

　　“等着。”他说，“看他们想干什么。”

　　那一夜，晏城又守夜了。

　　林芝躺在他旁边，睡不着。

　　他想起周永年的话，想起李树生的证词，想起那枚子弹。那些人，不会善罢甘休。

　　他翻了个身，面朝晏城的方向。月光从窗户透进来，朦朦胧胧的，能看见晏城的轮廓。他坐在炕沿边，握着斧头，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晏城哥。”林芝轻声喊。

　　“嗯？”

　　“你说，他们会不会对晏阳下手？”

　　晏城沉默了一会儿。

　　“不会。”他说，“他们还不敢。”

　　“为什么？”

　　“因为没证据。”晏城说，“动晏阳，就明着来了。他们不想明着来。”

　　林芝点点头。但他还是不放心。

　　“明天我去接晏阳放学。”他说。

　　“嗯。”

　　两人又沉默了。

　　过了很久，林芝又说：“晏城哥，我想去找李树生。”

　　晏城转过头，看着他。

　　“现在？”

　　“嗯。”林芝说，“那些证据，需要人证。光有证词不够。”

　　晏城想了想。

　　“等这批活干完。”他说，“我陪你去。”

　　林芝点点头。

　　窗外，风吹过，树叶沙沙响。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又安静了。

　　林芝闭上眼睛，慢慢睡着了。

　　第二天，林芝去木工组的时候，总觉得有人在盯着自己。

　　回头去看，却什么都没有。

　　那种被窥视的感觉，像一根刺，扎在后背上，拔不出来。

　　中午，他去给晏阳送饭。走到学校门口，看见一个人站在路边，背对着他。

　　那人穿着灰色中山装，戴着解放帽，个子不高，但站得很直。衣服的料子很好，不是普通社员穿的那种粗布。阳光照在他身上，在他周围勾出一道金边。

　　林芝放慢脚步。

　　那人转过身，看着他。

　　四十来岁，方脸，浓眉，眼神锐利得像刀子。不认识。从来没在公社见过。他的脸上没有表情，只是看着林芝，目光从他脸上扫到身上，又从身上扫回脸上，像在打量一件货物。

　　两人对视了几秒。那人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林芝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感觉自己的心跳在加速，手心在出汗。

　　过了一会儿，那人转身走了，消失在街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