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素以喜爱读书和藏书着称于世，俄罗斯图书爱好者协会有1000多万名会员，为俄最大的群众性组织之一。据估计，俄全国私人藏书总量超过350亿册，为国家藏书总量的6倍左右。其图书出版业正经历着从大规模集约型向分类市场型的过渡阶段。从总体上看，其现状和特点如下：
1.出版社众多，地区分布失衡近10年间，俄罗斯从事出版活动的出版社及出版机构较前苏联时期增加了数十倍。出版体系的地理疆域也扩大了许多，目前拥有出版社的城市已近300个，而且其中约50个城市超过20家以上。
虽然俄出版社数量众多，但在地区分布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俄罗斯以单独经济区域划分的12个地区中，以莫斯科所在的中央区无论在出版的种类或是在数量上都占了绝大部分。1999年中央区共出版了30885种，3.495亿册图书，分占全部出书种类和数量的65.3％和84.5％，其中仅莫斯科市全年即出版了28921种，3.402亿册，占全国出书种类和数量的61.1％和82.5％。而12个区域之一的加里宁格勒州全年仅出版了127种图书，40万册，分占0.27％和0.1％。这种严重的分布不平衡客观上导致了图书发行的困难，造成莫斯科、圣彼德堡等大城市图书泛滥，而边远城市和乡村购书极其困难的局面。
此外，另一个消极趋势是俄罗斯民族共和国及用民族语言出版的图书数量明显减少。比如，马里自治共和国1999年以本民族语言所出版图书种类和数量均较1998年下降了1／2左右，楚瓦什共和国减少了近1／3，如何保护本民族图书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已成为民族自治地区联邦主体的当务之急。
2.以中小型为主的非国家出版社占据主导地位经过10年的发展变化，目前俄罗斯图书出版业已由先前的单一国家所有制，逐步转变为非国家所有制出版社占据主导地位，国家出版社已退居从属地位。1999年俄国家出版社共出版了9276种、7300万册图书，其中仅教育出版社一家就出版了4270万册，其它国家出版社出版图书的总数尚不到全国出版总数的10％。
在俄罗斯众多的出版单位中，中小型出版社占了绝大多数，顺应了现代企业的发展趋势。目前，图书出版界在世界范围内正经历着从大规模集约型向分类市场型过渡，朝着出版“有需求的图书”化发展。
3.图书生产种类集中化趋势日益明显1999年俄罗斯出版图书超过100种的出版社共有26家，共出版了10624种图书，占全部出版总数的22.5％，而其中仅act、标准和爱克斯摩――新闻3家出版社即出版了5000余种，占了近50％。在出版册数方面这种倾向更加明显。1999年俄罗斯共有29家出版图书超过100万册的出版社，共出版2.086亿册，占全部出版册数的50.6％，而教育（4270万）、爱克斯摩――新闻?3800万）等5家出版社共出版了其中的1.33亿册，几乎占了全国出版总量的1／3。
有关统计数字表明，目前在俄罗斯30家左右大型出版社手中集中了图书生产与发行的相当大一部分，而且其出版的种类和数量的比重还在不断地增长，目前出版种类已占全国出版总数的近1／4，而出版册数则占了全部数量的一半以上。
由于实行出版自由，俄罗斯图书结构较前苏联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然科学、技术、农业、人文科学等方面的图书出版锐减，财经、市场类图书、俄罗斯和外国文学读物，主要是探险、侦探、科幻和爱情小说，以及星象、色情类书籍激增。与90年代初期相比，一些具有社会意义的图书种类名称数量也有所增加，如教科书的名称数量增加了两倍。俄罗斯目前平均每种图书出版的数量为9000册，约与美国数量水平差不多（1万册），而比约1500册的加拿大和意大利要高出数倍。图家在图书出版领域的新举措
俄罗斯图书出版发行事业的国家主管部门为俄罗斯联邦出版、广播电视和公众媒体传播部。该部成立于1999年7月，系由原俄罗斯联邦出版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广播电视总局合并而成，在图书出版领域负责制定国家政策、对出版机构实行登记并颁发许可证，管理国家出版机构等。
今年3月，在第三届国家“俄罗斯图书”博览会期间举办的圆桌会议上，戈里高利耶夫副部长介绍了其所在的新闻部在图书出版领域将采取的几项新措施，包括：
1.继续削减国家出版社数量，保留科技类及人文科学类出版社的国家出版社地位并改组其结构，集中国家人、财、物力加大有活力出版社的发展力度。
2.制定关于国家扶持对偏远地区图绿色∷小说络，首先在大城市并进而在中、小城市建立基层组织，以扩大图书发行范围，部分图书将由莫斯科等中心城市提供原版清样，在当地印刷出版。
3.严厉打击图书盗版活动。新闻部在发给图书印刷企业的许可证上明确规定了持有者对印刷、发行盗版图书应负的责任。
4.制定相应的法律文件，加强俄罗斯书库的职能，赋予该国家图书机构更大的权限，以立法形式确保出版机构执行国家义送法等联邦法律。
高度发达的图书事业是俄罗斯文化最鲜明的特点之一，为支持图书出版业的发展，俄罗斯历届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对图书出版业提供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今年7月初，俄罗斯国家杜马对俄罗斯《税收法典》草案有关内容进行了修改，规定对与教育、科学和文化有关的图书免征附加税，同时，还拟对除广告类和色情类图书之外的图书印刷、出版、编辑服务也予以免征附加税。在俄罗斯，由国家主办的一年一度的全俄图书展销会和莫斯科国际图书博览会，每年都吸引大批出版商和众多读者参展和选购图书，对促进俄罗斯图书出版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出版社状况目前俄罗斯能排得上“老大”地位的出版社只有5家，分别是eksmo、ast、prosvechtchénié、drofa和olmapress。虽然在这5家之后，也有不少出版社希望以诸如品种和出版数量等数据挤进来，但因为其财务方面的数据还差一大截，所以只有对这5家出版社艳羡的份。这5家出版社之所以能成为佼佼者，主要是因为他们把出版和商业运作，包括印刷业结合在一起。出版与印刷以及其它商业形式的联姻，为出版社带来了非常直接的效益。eksmo集团合并了两家印刷商、一家报业集团和位于大城市的几家书店（包括莫斯科的novyknijny书店和圣彼得堡的boukvoiéd书店）。排在eksmo之后的ast和olmapress两家出版集团在成立之初，也采取了同样的经营策略。
位列第四的prosvechtchénié出版社，从事教材及教育图书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由于俄罗斯很多地区的公立学校教材都是免费的，因此地方政府必须从prosvechtchénié购进大量图书，这种情况也成就了prosvechtchénié教育出版巨头的地位，这家出版社的图书平均发行量是全国最高的，超过了五万册。与prosvechtchénié类似，drofa出版社的发展与大众需求也密不可分，不过书店本身的教材销售也为他们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当然，与其它任何一个国家一样，俄罗斯的出版市场并非只有巨头跳舞。事实证明，出版市场的新作者和新观念往往是由那些小出版商挖掘出来的，紧随其后的则常常是那些大中型出版商，他们利用提高买价的手段从小出版商手中购买这些作者，或者复制这些小出版商提出来的新的市场运行理念。永不枯竭的创造力似乎是小出版商们的生存宝典。在俄罗斯，出版商的名气有时候与其规模没有太大关系。例如，d＇admarginem出版社的办公室只有20平方米，其工作人员也不过八个人而已，但其出版的索罗金（vladimirsorokine）和诺夫（aldonove）的图书却令俄罗斯读者大受震动。而vrémia出版社的飞速发展也令人瞠舌，这家小出版社每年都能凭借其出版的图书捧回十几个奖。俄罗斯的这些小出版社虽然规模不大，团队人员也是寥寥可数，但是这些出版社对俄罗斯文学以及翻译市场的贡献却是非常巨大的。原创市场凸显重要性
俄罗斯的本土原创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其创作数量也大大超过了翻译市场。
出版市场残酷的经济形势，使得大中型出版商都跻身于畅销书的追逐之列，毕竟这是一个发行量决定生死的市场，而在俄罗斯，平庸的发行量，是带不来任何利润的。由于缺乏自身特有的运作模式，俄罗斯的大型出版商往往照搬国外出版商的图书营销模式。在以前的畅销书中为新书打广告就是其中之一，始作俑者eksomo出版社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把阿迪诺·培雷·勒韦尔（arturoperezreverte）的图书广告放在了畅销书作家亚历山大·玛丽尼娜（alexandremarinina）的侦探小说中。
当然市场也不排除一本书没有采取任何营销措施就成为畅销书的情况出现。不过和从前一样，图书的质量还是畅销的最关键的因素，尽管一本书未必需要多么地完美，但这本书必须具有在特定时刻打动读者、吸引大众注意力的绝对能力，乌利亚·杜勃瓦（iouliadoubova）的《微小之恶》（unmoindremal）就是这样一本书。
此外，随着俄罗斯出版市场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专业出版商和专业作家，俄罗斯的本土原创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其创作数量也大大超过了翻译市场，即使此前曾经被国外作家长期占领的大众文学领域也不例外。2004年俄罗斯市场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作家，除了巴西的保罗·科埃略（paulocoelho）之外，清一色全部是俄罗斯作家。
尽管如此，翻译作品在俄罗斯出版市场还是不容小觑。2004年共翻译出版了10959种图书，其发行总量为8790万册，英（6984种）法（746种）德（555种）三个语种的图书分列前三位。
在法语中，有个词叫做éditeur（出版人），它将英文中的publisher（出版商）和editor（编辑）这两个不同的词融于一身。"出版人"并非自古有之，直到19世纪才在德国、英国和法国出现了这个新生行业。
如果想要了解一下法国出版业的历史，巴尔扎克的《幻灭》是个绝好的窗口。书中人物道里阿就是以当时最有名的出版商ladvocat为原型，后者出版了很多拉马丁和拜伦的著作。巴尔扎克将出版业的形形色色的角色都展现在了这部小说长卷中：纸商，给出版商提供用纸；印刷商，采用先进机器印刷，相当程度上控制着图书的成本。在这条产品链上，出版人身处中心位置，他阅读作者手稿，与之沟通，商量有关印刷事宜，并负责支付稿费，还要联系纸商、印刷商，将手稿变成图书。其特别之处在于，从19世纪开始，出版人就必须有出版计划，要预测未来市场，了解公众的口味。这跟老式的书商完全不同，他必须在出版过程中体现自己的识见。
1835年，"出版人"这个词条出现在《法兰西学院词典》中，可以说是"出版人"这一体系的正式产生。在1850年－1860年期间，出版制度经历了工业化改革，阿谢特在1864年时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大出版商，阿谢特这个老字号于是开始刻写法国出版业历史，并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法国图书出版业。
谈及法国出版业，路易·阿谢特（louishachette）是个绕不过去的关键人物。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被迫离开巴黎高师的学生路易·阿谢特做起了学习资料、教科书的出版生意。1851年，一次伦敦之行让他注意到了车站里的书报亭，他希望能在法国也发展这样的销售机制。
但在车站里，教科书似乎是没什么销路，于是他设立了文学图书部门，"铁路书库"（labibliothèquedescheminsdefer）得以诞生。阿谢特自此不再仅仅是个出版社，而更像一个公司，并采用了高效率的流水线分工体系。作家佐拉曾在阿谢特工作，著名的《妇女乐园》其实就是对这段经验的描述。
步入20世纪后，法国出版业经历了两次合并运动。第一股合并浪潮发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自吞并了多家出版社之后，出版业形成了阿谢特、伽里玛（gallimard）和西岱出版社（lespressesdelacité）三足鼎立之势。第二股浪潮则发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拉加德尔集团掌握了阿谢特41％的股权，成为其老板。西岱出版社历经数家之手，最后被维旺（vivendi）集团控制，其母公司维旺环球出版公司（vivendiuniversalpublishing）又吞并了larousse，nathan等多家出版社。伽里玛根本无法与此两大巨头竞争，落入了第二梯队。
同属此梯队的还有flammari鄄on，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albinmichel）和塞伊出版社（seuil）。这六家公司一共控制了市场3/4的份额。
老牌出版社历史悠久、享有盛誉，面对时代的变迁，也不得不做出相应的改革。seuil在2004年初与hervédelamartinière合并，开始并行地发展出版系统（seuil出版社）和发行系统（volumen）。
albinmichel似乎也要追随seuil的足迹。伽里玛的家族继承人安东瓦纳·伽里玛（antoinegallimard）在奋斗20年后还是没能保住家产，只能让投资商参与控股。
除了中国内陆及台湾外，香港是华文出版的第三大市场。因为香港是中西交汇的地方，出版文化也正好反映出这样的运作及价值。
只要您到报摊看看，便知道香港本地杂志、报纸出版十分活跃。此外，香港有十数家出版社，每年出版书籍几达二千种，其余的过十家教科书出版社一直供应本港学子的教本及参考书。香港的书店往往都摆放大陆、台湾、本地以至欧美最近的出版物，国际化程度可谓在大中华以至国外大都市中少见。香港是中、西文化的熔炉，香港的学者绝大多数都能通晓两文三语。
在最近一百年里，香港出版物作为中国主流出版物的补充，她一方面扮演了沟通中西文化的角色，而历史上当中原动荡的时候，香港出版则另有一个生存的空间，这是香港出版的地位及存在的价值。
香港是中国近代出版的发源地，提倡西学的清末学者王韬便在香港出版报章，英国圣公会教士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也在香港首先出版发行。迄至二十世纪初期，革命党人以日本为根据地在华中活动，上海才成为中国出版的龙头大哥。无论怎样，1902年商务印书馆便在香港设馆，可见二十世纪初期香港在中国出版地位的重要。
三十年代后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因为香港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才落入日本人的手中。因此，香港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抗日宣传的根据地。文人知识分子如萧干、茅盾、廖?沙、秦牧、夏衍等都在香港生活过一段时期，而当时的香港出版物更支持了大后方的阅读和宣传。不少出版社在当时都大量扩充，而邹韬奋先生领导下的三联书店更在1948年成立。迄至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初，三联书店才迁移到北京为总店。
五十年代初期，因为大陆政治文化的变迁，其后更有“四人帮”极左的干扰，不少自“五四”以来捍卫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如钱穆、唐君毅、徐复观及不少海外学者都以香港为基地，继续他们的教学和创作。近年来他们的著述在大陆先后出版，“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丰富了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化思潮。
踏入九十年代后期，尤其是九八年金融风暴之后，几乎跟其它产业一样，香港出版事业这几年来生活不好过，而且好像有每况愈下的感觉。其中内在、外在因素当然不少，仔细分析如下：
一、香港出版市场由自由经济决定，大陆及台湾市场大、人口多，书籍的出版、发行、零售涌入本港，来者不拒，而香港书籍进入大陆或台湾市场困难重重，自不待言。
二、大陆及台湾九十年代中期都先后成为国际版权协会的成员，此后版权受到一定的保护。香港失去以前的优势。
三、大陆人口十多亿，每年新书品种一万多种，台湾人口二千多万，为香港的三倍，而新书出版亦有七、八千种。香港无论在市场、品种上都不能匹敌。
四、香港无论在工资、运作、物料上都较大陆及台湾昂贵。
五、因为教育改革的关系，香港的教科书出版近年来更遭遇种种困难。主要是竞争剧烈，加上多媒体制作的成本价昂，改版多而生命力短，政策摇摆不定等等。
综合观之，因为内外形势的改变，香港出版业又将会面临一次重大的改变。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陆出版物无论在内容、质量、规格上都比十年前有很大的突破，而香港不少出版社再不能倚赖细小的市场生存。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以下的几项趋势渐渐形成：
一、寻找新的市场及将原本市场扩大：这几年不少出版社在台湾市场上都有良好的收获，若果跟当地传媒多点配合，出版物的销售会更好一点。美国市场近年来也在扩展中，可惜因为以英语书籍为主，本地出版社以英语出版的不多，增长百分率高但实际销售不大。相反这几年日本市场在萎缩中，对出版大型画册的出版社有一定的影响。
二、合作出版的尝试：因为中、港、台三地物流仍然不顺畅，三地出版社只好共同选题、制作、出版，销量可以十数倍增加，这样可以压低成本。据悉商务印书馆的英语学习书籍及一套学生历史参考书读物都非常成功，中文大学出版社近年来除与国内大学出版社合作外，并跟众多欧美出版社合作出版，让品种更有效地走进国际市场。
三、在科技或工序上压抑成本：以书籍出版而言可以分两部份：(1)将部份工序，例如翻译、打字、输入、校对，甚至制版移到深圳或更北城市，省却成本开支；(2)通过科技制作如dtp(direct
toprint)将部份工序省却。据我所知，出版社由于取向不同，成绩也不一样，主要以出版品种、科技管理能力为依归。
四、电子出版继续推进：年前的dot.com，今日似乎已成为dot.gone了。可是长远而言总有一些出版类别（如信息及庞大数据）适合采用电子出版，年前中文大学合作出版的《四库全绿色∷小说上读书会，推出电子产品。
中国加入世贸已经有一年的光景，据悉国内书籍的零售、批发市场会逐年对外开放，日后对国内出版社的压力不可知晓。香港的出版社应该凭自己对外信息的优势以及在某些项目出版上的优良传统，在大中国以至世界的出版市场驰骋。首先要有广大的视野，才能成功地赢取这次战役。正因为香港市场没有“门坎”，所以我们比较会容易的跳出去，如果你能“跳出去”，你就不怕别人攻进来。归根究底，外面的世界要比里面的大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