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俯首认罪、弓腰缩背，就是罪犯的肉体语言，公判大会所营造的仪式感和对于被告的“形象设计”，是需要被告來配合的，法警绝对不会容忍被告像一个地下党员那样气宇轩昂，被告的头要是抬得过高，都会有人觉得不自在，会有人來吼他：“抬那么高爪子干嘛？老实点！”
不会让你像一个革命者那样摆pose。
于文轩越说越有感觉，从理论到实际，简直堪称犯罪学科了，夏雨不知道他这些理论和感想是从哪里得來的，听他说出这样深刻的话便知他确是看过了很多书。
难道真的是经历过大伤大痛才会领悟出如此深奥的道理吗？
“在电视里常常见到这样的镜头：警察抓人，嫌疑人已经服贴了，已经放弃抗拒，但警察仍然要将他的头死死按住，按得越低越好，让嫌疑人的身体呈一个拱形，甚至让他蹲下，让他趴下，总之就是让他像一个“坏人”，让他像一个小丑，权力将肉体的姿势道德化、通过肉体的姿势传达出一种信号，从反面代表了法律的怒不可遏，和正义凛然。
最终的目的是让被告自己，让被告的肉体成为他自己所犯罪行的宣告者，成为司法的同谋和得力助手。
夏雨频频点头，还真是这样，今天听他这一说，恍然大悟，原來是这么回事啊！
于文轩坐在石凳上，把夏雨抱在他的腿上，怕她着凉，幸好，这里沒有熟人，外加离人群较远，否则，两个并不是二十來岁的年轻人这样开放的姿势难免会引人嘲笑，但他们才不管呢？迟到了十几年的温馨浪漫，怎么还会太在意旁人的目光。
只是，此时二人谈话的内容就沒那么浪漫温柔了，甚至有点与这美好温馨画面格格不入的血腥。
听见于文轩用平静的口吻说着：“其实枪杀与当年的断头台一样，除了天生的仪式感和肉体意义，也有非常实用的技术价值，就是简洁迅速，在大革命雅各宾派掌权后，在断头台上处死的人每天不少于30人，多时达60人，到罗伯斯庇尔被处死时，刽子手夏尔桑松已经马不停蹄的砍死了2700人，君主制时代的所有名人都杀光了，其余的则是名不见经传的老百姓，面对疯狂运转的专政机器，断头台以他的效率积极配合了革命和政治的需要。
据说用绞首刑致死要7，15分钟/每人，用电刑有时也需要4分钟/每人，而断头台的速度是惊人的：“21名吉伦特派成员用了30分钟，31名税务官用了35分钟，54名红衫党甚至只用了28分钟”。
在这方面，枪杀显然更加先进。
夏雨一激灵：“哇，都说到枪杀这么恐怖的话題了，那警察怎么管你们，你们不怕吗？”
“呵呵，话題有点扯远了！”于文轩此时已煞不住闸，就好象当年给职业学校做报告一样：“其实，不管是戴脚镣、手镣，甚至睡刑床，小年青们都不害怕，要是沒有怕的也不行呀，不便于管理，而警察们还掌握着一种心照不宣的手段，就是调押室，被调人员到一个新押室，你就是所谓的‘新头’，人不熟，被欺负，得不停地干活，还要花钱买公用品，刚待两个星期熟悉一点，不算‘新头’了，又被调了，就折腾吧！直到你老实了为止，就算你厉害能打，也不能每天打个不停，而且警察还不向着你，这一招才是被押人员最怕的，有了你怕的，自然就不敢轻易违规了！”
他的手指在她手里不断划着圈儿，搅得她心里一阵麻痒，又舍不得抽出他的手，便也重重揉着他的掌心，二人心照不暄地玩着快乐的游戏。
于文轩在入狱两年后才决定，每天锻炼和洗凉水澡。
度过了最初的恐惧、惶惑，他不再认命，如果还想要以后，至少应该有个好身体。
那里从不供应洗澡的热水，受设备限制，你就是有钱想买也不行，他有意识从热天开始每天用凉水洗澡，知道这样才能让身体适应，要不然等到冬天再洗，一次就能感冒了，在这儿要是病了只有自己受罪。
日常只负责免费发放一些简单的常用药，其他药需自己花钱让所医帮你买，如果真是病重了，所里倒是可以送你去医院，要提前申请，看病的所有支出包括派车都得自己花钱，看病时还得戴上手镣、脚镣防止逃跑，犯人到社会医院去看病，别人见了都跟看猩猩似的。
此时还谈什么人格和尊严。
要坚持洗冷水澡，想着这样可以增加抵抗力，在这关的什么人都有，大家睡通铺，要不勤洗澡，他怕染上什么传染病。
每周卖一天东西，一些简单的生活必须品，其次是卖些烟、饼干和方便面之类的食品。
如果账上沒钱就什么都不能买了，各押室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新來的人账上要有钱，先得买押室公用品，就是公用打扫卫生的洗衣粉、水桶、夏天用的蚊香之类。
在押的嫌疑人和社会上一样，平日生活中大致分几个圈子：
富裕圈，这些人多是些经济类案子、官员、大老板等，有经济來源，平日账户上总是有个3000、5000的，钱多的人账上有时存的有1万多，这些人大部分聘的有律师，沒钱了叫律师通知家里送來，吃饭时他们坐在一起，有订餐、额外购买的食物等。
中等圈，账户上有300、500，他们可几个人合伙吃、用，家里人或朋友定时來送钱、物，多是些有单位或成家了的，涉嫌罪名多是打架、销赃、非法经营之类。
穷人圈，只有几十元，买了公用品，只够自己买点牙膏等小玩意，但还有家人管，也经常写写信，农村的多，大都犯的是盗窃、伤害、抢劫，一般吸毒的进來后也多在这个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