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加罗报》主编弗朗西斯·马格纳德从未想过自己会在一个星期内，连续被莱昂纳尔惊吓到两次：一次是《巴黎人》，一次是《变形记》。

　　如果说前者还可以从「资本的雇佣关系异化人性」这个不算太离谱的角度诠释，後者则更让他坐立不安。

　　因为《变形记》彻底瓦解了传统家庭的根基，把本该温情脉脉的亲情，用一只甲虫的命运解剖得淋漓尽致。

　　它远比莱昂纳尔之前《我的叔叔于勒》那种停留在「金钱异化亲情「层面的作品更加深刻，也更加具有颠覆性。

　　从《费加罗报》的保守主义立场来看，《变形记》彻底颠覆了保守派对家庭的立场坚持。

　　但《变形记》又实在写得太好，好到他不得不赞美它的颠覆性，无论是技巧上的，还是思想上的。

　　於是他只能怀着一种特殊的痛苦，写下了评论一【昨天以前，我们以为《巴黎人》已经是索雷尔先生最残酷的作品。

　　四分钟的动画，几个没有表情的工具人，已经足以让巴黎的观众在法兰西喜剧院温暖的灯光中也感到彻骨的寒冷。

　　现在我们知道，我们错了！

　　《巴黎人》至少还允许我们这麽安慰自己：那是画出来的，是艺术家的夸张，我们只是被画面、音乐和声效吓到了。

　　可是《变形记》不同：它是，没有舞台，没有白布，没有音乐，用纯粹的文字让我们自己调动理性，把防线摧毁。

　　它把一个普通人放在一张普通的床上，让他在一个普通的早晨醒来，然後变成了一只甲虫。

　　更可怕的是，这只甲虫首先想到的不是上帝，不是魔鬼，不是医学，不是死亡，而是上班。

　　这就是索雷尔先生在艺术上做出的革命！

　　他逼问每一个看过《变形记》的读者：当奇蹟、灾难、变形、死亡————降临时，人内心最无法舍弃的执念究竟是什麽？

　　而这个问题的答案令所有人羞耻：不是灵魂，不是爱情，不是自由——而是工作、债务、火车时刻表和家庭开销。

　　巴黎应该为此骄傲，因为这种艺术革命诞生在巴黎！不是伦敦，不是柏林，不是维也纳！它们不配拥有莱昂纳尔·索雷尔。

　　巴黎是第一个把煤气灯换成电灯的城市，也是第一个把街道修成舞台、把报纸变成眼睛、把咖啡馆变成议会的城市。

　　它太现代了，所以它第一个生出了这种只能源自现代生活的噩梦！

　　然而我必须说，索雷尔先生太残忍了。

　　他没有像宗教作家那样留给我们救赎，没有像自然主义作家那样留给我们解释，没有像浪漫主义诗人那样留给我们眼泪。

　　他只是打开房门，让我们看见一家人怎样从惊恐走向厌恶，从厌恶走向平静，又从平静走向解脱。

　　而昨天，就是巴黎「家庭」的末日！】

　　读者把这篇文章从头看到尾，没有得到半点安慰。於是他们又去买《辩论报》，希望朱尔·勒梅特能给出一个温和些的说法。

　　可是朱尔·勒梅特的文章更加不留余地。

　　他认为在《变形记》之後，从此不再只是「再现生活」，而可以用荒诞的手法直接揭露生活的本质——【如果评价《变形记》要先从奥维德和阿普列尤斯谈起，或者从神话、寓言和童话谈起，就等於假装没有读懂索雷尔的用意。

　　格雷高尔没有冒犯神明，没有受到诅咒，没有走入魔法森林，也没有吞下奇怪的药水。他只是睡了一觉，醒来就成了甲虫。

　　这正是史上的新篇章！

　　过去的总要解释一个人为什麽会成为他现在的样子—

　　贫穷，是因为家庭破产；堕落，是因为环境糟糕；犯罪，是因为金钱污染了灵魂；发疯，是因为爱情、酒精或疾病。

　　这些解释试图让我们相信，灾难总是有原因的。而这些原因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很容易就能辨认出来，然後躲过去。

　　索雷尔先生却拒绝解释，他直接把结果放在的第一句，然後把原因从叙述当中驱逐出去。

　　於是读者没有时间准备，没有地方躲避，只能立刻面对一个事实：

　　一个人可以在某个早晨毫无理由地失去人形，而他周围的世界却在照常运转。

　　这看起来荒诞，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又何尝想过自己是什麽时候就变成今天这样的人、过着今天这样的生活的？

　　一个桀骜不驯的年轻人，何时变成了面对上司的时候温顺如羔羊的小职员？

　　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何时变成了为几个铜子的小费就卑躬屈膝的车夫？

　　一个温柔善良的好女人，何时变成了粗声大气、浑身散发着市侩气的泼妇？

　　这些变化是女巫的魔法吗？不，这是时间、是社会、是家庭施加在人身上的魔法！

　　《变形记》让走出了只能复刻现实的老路，告诉所有的作家还有另一种写法。】

　　巴黎的读者们看完以後，又咒骂着朱尔·勒梅特，认为他比莱昂纳尔更加残忍。

　　既然《变形记》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刺激，为什麽他不给大家一个避难所？於是，他们又翻开另一份报纸，《共和国报》。

　　作为《两世界评论》重要的撰稿人，费迪南·布吕纳蒂埃今年刚到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法国文学史教授，教席头衔为「雄辩」。

　　作为月刊的《两世界评论》要到下个月才会发新刊，费迪南·布吕纳蒂埃显然等不及了，选择了在《共和国报》上一吐为快。

　　他的文章标题是：《只属於莱昂纳尔·索雷尔的危险胜利》。但在这篇文章里，他并没有体现自己的「雄辩」，反而十分矛盾。

　　他一方面承认《变形记》是技法上的重大突破，但另一方面又担心它破坏文学应有的秩序、伦理和维持世道人心的力量；

　　他一方面认为《变形记》展现了巴黎现代生活的深层真相，但另一方面也认为莱昂纳尔过於冷酷，摧毁了读者对人性的信心。

　　所以他在开头就不无沮丧地写道—

　　【我们必须承认，索雷尔先生赢了！】

　　紧接着，他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自然主义者需要病历，心理家需要自白，历史家需要时代，浪漫主义者需要激情————

　　索雷尔先生只需要一句话：一个可怜的推销员在卧室的床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

　　这句话粗暴、荒唐到近乎不可原谅，然而一旦读下去，便会发现它既不粗暴、也不荒唐，反而十分准确。

　　巴黎的现代秩序由法律、铁路、银行、报纸、学校和家庭组成，但实际上是由一个更朴素的原则维系：

　　人，必须有用！

　　父亲有用，才是父亲；儿子有用，才是儿子；雇员有用，才是雇员；市民有用，才是市民————以此类.。

　　一旦失去用途，人便迅速从「人」变成「麻烦」；如果不能及时重新变得有用，那麽接下来，「人」就会从「麻烦」变成「污点」。

　　而「污点」，就应当被抹除！就像格雷高尔的家人认为他既然无法恢复人形，应当早点死掉一样————

　　这就是《变形记》揭示的巴黎社会的真相。

　　可是索雷尔身为一个作家，是否有权这样无情地对待自己的读者？

　　他让我们看见残酷的人性真相，却不给我们任何道德力量来承受它：

　　他揭穿了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却没有赋予它任何值得被重新接纳的价值；

　　他让人意识到自己可能只是一个工具，却没有告诉人应当如何重新拥有灵魂。

　　这是一场属於索雷尔先生的胜利，可失败的是巴黎这座城市！】

　　读者看到这里，更加愤怒了。他们认为布吕纳蒂埃太懦弱了，他明明承认索雷尔有错的地方，却还要把胜利交给他。

　　於是他们又翻开了《时代报》，希望戏剧评论家弗朗西斯克·萨尔塞能给一点安慰。

　　但萨尔塞同样没有给予他们任何安慰，反而认为《变形记》是把剧院搬进家庭的卧室和餐厅，让读者无法在散场後逃离。

　　格雷高尔在门内，而世界在门外；他试图向家人解释自己，可是门外听见的只有嘈杂的虫鸣。

　　於是读者突然明白，无人倾听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深的悲剧，而是你无论如何倾诉，听到的人都不以为意。

　　巴黎的读者们绝望了，读遍所有的报纸，他们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莱昂纳尔确实说出了关於巴黎、关於现代生活的一切真相：

　　现代生活并不只是铁路、电灯、报纸、银行、百货商店、证券交易所和民主议会，现代生活还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统治秩序。

　　在过去，暴君坐在王座上，你可以指着他的鼻子痛骂，然後像英雄一样反抗，或者死去。

　　但现在，暴君躲在闹钟里、工资袋里、火车时刻表里、家人的目光里————无所不在，又无迹可寻。

　　你能时时刻刻感觉到它，却又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它；你想拼死反抗它，却只会沦为旁观者甚至是亲人的笑柄。

　　巴黎，这座十九世纪最现代化的城市，用林荫大道、咖啡馆、剧院、沙龙、报纸、百货商店、世界博览会和电气化打造梦想。

　　巴黎人，尤其是那些中产阶级，骄傲地相信自己走在世界前列，相信自己拥有的现代生活代表着光辉、速度、理性和进步。

　　索雷尔却给这座最明亮的城市，带来了一个最黑暗的早晨。

　　而这个黑暗的早晨，正被裹在邮包里，顺着欧洲四通八达的航线、邮路和铁道，不断蔓延到其他与巴黎相似的城市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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