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费尽心机阻住了朝鲜投靠俄国，不料一波才平，一波又起。
高宗虽然被北洋水师的兵舰吓得不敢再提与俄国签条约的事，可在他看来，袁世凯对朝政无孔不入的干预实在是欺人太甚。他一心要和袁世凯争斗，连闵妃的话都听不进去了。
没过多久，高宗就选择了税务司人选与袁世凯斗法。
那时朝鲜海关税务官员都是大清派遣的。可大清的官员多为科举出身，做八股写正楷在行，说到通晓外文又懂得万国商法，这样的人是找不到的。所以，大清只能从在朝廷任职的洋人中选派人员。
按照大清的想法，这些洋人本来是在大清任职的，被大清委派到朝鲜，理应忠于大清。可这些洋人不这样想，在他们心里，谁发薪水就应该为谁办事。前面说的穆麟德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他有为德国谋利益的嫌疑，可也是真心为朝鲜谋划。
这次，高宗要任命一个叫李仙得的美国人任总税务司。高宗冠冕堂皇的对袁世凯讲，这位李仙得大有本事，能够帮助朝鲜借到巨额低息贷款。
袁世凯心里明白高宗想从财政上脱离大清钳制，所以才要对外借债。袁世凯和李鸿章通了几次密电后告诉高宗，既然高宗看好了，大清朝不予干预。但袁世凯劝高宗说，像李仙得这种四处谋职的洋人很不可靠，如果他真的能贷到款再任命也不迟。
高宗听了非常高兴，马上告诉了李仙得。这老李也真有本事，没多久就找了个德国商人借了一大笔款。高宗见到钱更高兴了，以为老李是上天财神下凡来帮自己的，马上给老李写了任命书。
这李仙得原本是美国驻厦门的领事，任期到了后又跑到日本外务省做顾问，因为没出什么好主意被解职了。他呆在日本时认识了朝鲜驻日本公使，又被朝鲜公使推荐给了高宗。他混迹外交场合多年，朋友还是有些的。
李仙得告诉德国商人，只要能借给朝鲜这笔款，他就能做朝鲜总税务司。到了那时候，不仅本息全还，朝鲜的生意也少不了做。德国商人动了心，但一定要高利息才肯。老李一心想做官，就满口答应了。
李仙得借了一年期的款项，他知道靠朝鲜的财力是还不上的。他的如意算盘是，一旦当上了总税务司，就可以用朝鲜国家的名义再举债，用来偿还这笔钱。
袁世凯早已探知了这些事，他也不阻止，而且向高宗告假要回国省亲。高宗正想要靠着老李多借些钱为国家独立解决财源，生怕袁世凯在傍捣乱。见他要走，高宗高兴得专门为他举行了送行宴。
袁世凯回到天津，就住进了直隶总督府，一住就是大半年。他早和李鸿章商量了对策，由李鸿章给各国公使发了密函，里面写道：
“密闻朝鲜议借洋债，此端果开，后患无穷。请知照所在国外交部，转告绅商，说明朝鲜贫穷而浪费，偿还贷款极为困艰，各国绅商不宜与该国订立合同，贷以巨款，将来如有借债不偿之事，中国不会为之担保。若各国因欠款而索债于朝鲜海关，中国也决不允许。预为声明，以昭和睦之谊。”
李仙得做了总税务司后，拿着高宗签署的文书找各国借债。可各国收到了李鸿章的密函，知道这钱借出去就再要不回来了，谁都不肯借给他。眼见还款期限快到了，德国商人嗅出了毛病，不断的催问能否按时还款。高宗急得吃不好睡不着，一面节俭着攒点钱，一面催促李仙得想办法。
到了这时，老李是没办法了，高宗自己省下的那点收入也是杯水车薪。正在他束手无策的时候，听说袁世凯回来了。他如同得到救星般，立刻召见了袁世凯。
高宗见到袁世凯后，问寒问暖的兜了几个圈子，才说出了想向大清贷款的事。他琢磨着自己几次和袁世凯斗法，现在落在了袁世凯手里少不得受几句抢白。为了得到钱，他决心无论袁世凯怎样折辱他，都要忍耐住。
高宗没想到袁世凯满口答应借款的事，而且主动说大清可以用极低的利息提供长期贷款。高宗听了非常感激，连声道谢后又表决心说一定按时还款。
袁世凯说大清和朝鲜本来就是一家人，高宗需要钱只管开口。放着家里的钱不用，反而向外人借款，那是自己人生分了。高宗听了连连点头。这时袁世凯又说，还款的事也不用高宗操心，他会把每年海关的税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进入朝鲜国库，另一部分用来还款。
高宗听了更加高兴，连忙说海关的事情就全权交给袁世凯处理了。
如此一来，高宗不但没有从财政上摆脱大清，而且海关税收又被大清劳劳控制住了。高宗自己还懵懂的对大清朝廷感恩不尽，为自己几次得罪袁世凯而深感悔恨。
袁世凯出任驻朝鲜公使后，费劲心思平息各种事端，总算没让朝鲜脱离大清。可是，到了光绪十九年，朝鲜终于出了大事，任袁世凯机变百出，也无法控制局面了。
事端是由东学教而起。
几十年来，西方列强到了亚洲，拿走白银输入鸦片也就罢了，还在各地传教，试图让亚洲人也信奉西方的上帝。西洋传教士们秉承上帝慈爱，在亚洲建学校、修医院，也做了不少好事，引诱了许多人入教。
传教士们在朝鲜也修了不少教堂，收了不少教徒。
于是，有朝鲜的饱学之士就开始担忧，长此以往，西学将遍布朝鲜，古老的东方之学会不复存在了。其中一位老先生叫做崔济愚，通晓儒、释、道三学，干脆成立了个东学教，自己当了教主。所谓“东学”，便是要与“西学”争一日长短的意思。
崔教主的东学教融合了儒释道三教精义，讲究的是无极大道，他认为，儒之伦理、佛之觉性、仙之养气，乃人性之自然品赋，天道之固有部分，东学道乃其无极大源也。
他又写了《东经大典》，里面教导人们要尊从五常，居仁行义，正心诚意，修己及人，慈悲平等，舍身救世，清净道场，口诵神咒，参悟玄机，淡泊名利，无欲清净，炼磨心神。这一部书包含着三教精华，确实是当世奇文。
不过，这样繁复的教义不是农夫市民能理解的。但凡要聚众，少不得搞些念咒画符的勾当蛊惑人心。崔教主也深通此道，派遣了不少贴身弟子去各地设坛祭祀，装神弄鬼。不出三年，有了上万教徒。
地方官见东学教闹得红火，连忙向王庭报告。对于王庭来说，哪管你什么教义目的如何，似这等有组织聚众的，都是很大的威胁。于是王庭发了公告说东学教是邪教，并派兵抓了崔教主，砍了头了事。
教主被砍了头，王庭又命令禁止信奉传播，东学教一时没了声息。王庭哪里知道，没声息不是因为大家都遵从王命了，而是改为私下偷摸着传播开来。似这样私下传播，其实比公开的更危险。就如同火山一般，被压制在地下久了，一旦喷发就不可收拾。
光绪十九年，公元一八九三年，也就是崔教主被砍头三十年后，东学教爆发了。
朝鲜各州、道凭空冒出了几十万东学教徒。他们打出的口号一是要为老崔教主昭雪平冤，二是取消禁教令，三是惩治贪官污吏，四是驱逐西洋人和日本人。这些教徒也不闹事，只在州、道衙门口坐着喊口号。各衙门见教徒人多，生怕激起事端，也不敢抓人驱逐，只好向王庭禀报。
各地报告纷纷报到景福宫，高宗本已坐立不安了。这时又得到消息，说东学教第二代教主崔海月带了几十人来京城请愿，高宗更加着急，召大臣们商量也不得要领，只好找闵妃商议。
闵妃经历过民变，深知其中厉害。她自己也踌躇不定，见大臣们都说不出办法，就想到了袁世凯。她知道这两年和袁世凯愈加生分了，要想让他真心出力，须得示以恩宠，就请袁世凯在交泰殿单独会谈。
袁世凯看到交泰殿金碧辉煌的装饰，又禁不住心中暗叹。他知道自大院君修建景福宫时横征暴敛已经让朝鲜国民贫困至极了，其后王庭生活糜烂，任用群小，激起民变是再所难免的。
可他见到闵妃形容憔悴，双眉紧蹙，满腹心事的样子十分不忍，只得剖析道：“当今满朝文武都看着王妃，王妃如果乱了方寸，会让大臣们惊惶。当前第一要务是王妃要镇定。”
闵妃长叹了口气，说道：“袁将军的话有道理，只是我如今没了计较，心里实在焦虑。”
袁世凯道：“依呃看，东匪虽然已成气候，但还未发作，事情尚有可为。一是选派公正大臣到东匪巢穴安抚，吩咐匪首解散；二是调各处军兵驻扎在其巢穴周边威吓，示以进剿之势；三是淘汰贪官污吏，去除苛捐杂税。如此恩威并施，料想东匪不会真的生事。”
闵妃听了脸色缓了些，说道：“袁将军果然高见。不过，他们提出的为崔济愚平反之事该如何处理？”
袁世凯回道：“这事万万不能答应。似这等邪教总要禁止的，即便是现在的匪首，待事态平息后也要秘密抓捕，何况已经处死的。另外，朝鲜既然已经开国，如何能驱逐洋倭？这也是无法应允的。”
闵妃点头，又说道：“我也是这样想，只是担心不答应他们，匪患不去。”
袁世凯笑道：“东匪号称二十万，哪有那么多人关心一个死鬼。呃想，无非是地方官员行政过苛，盘剥的太厉害了，让百姓们没了活路。只要解决了这条，绝大多数人自然满意，剩下些悍匪也就不难处理了。”
这番话解了闵妃疑虑，她又露出了久违的微笑，说道：“唉，如果我朝有袁将军这样的大臣，事情也不会闹到这等地步。袁将军，你看那位大臣去安抚最好？”
袁世凯说道：“王庭用人，自然是王上和王妃做主，呃不敢妄议。不过说的合适的人，呃想鱼允中大人最好。”
鱼允中固然能干，可袁世凯推荐他还是因为他曾出使大清，又和袁世凯交厚。闵妃虽然对处理乱民没有计较，可宫廷这些勾心斗角的事却非常明了。她一听就明白了袁世凯的私心，想到这是报答袁世凯的好机会，便连声赞同。
袁世凯告辞前，见殿里没有他人，就对闵妃说道：“呃看王妃操劳国事，精神不似以往旺盛了。还望王妃保重身体。如今朝鲜时局变幻莫测，呃也说不好又会出什么事端。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闵妃见袁世凯神情诚恳，又想起了两人相处融洽的那些日子，就说道：“殿里就我们两人，还有什么不能直说的？”
袁世凯起身走到闵妃座位前，双膝跪地，说道：“呃知道，为了朝政纠纷，呃总让王妃不满。但请王妃谨记，呃对王妃的心思是丝毫不变的。如果将来有了难事，只要王妃召唤，呃赴汤蹈火也要为恁出力。”
闵妃听后眼眶湿润了，她伸出手抚摸着袁世凯的脸，柔声说“快起来，你是上国使臣，这样不和礼数。你的心思我都知道，我的心思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唉，我们都身不由己啊。”
袁世凯没有马上起身，他望着闵妃含泪的眼睛，握住了闵妃的手放在自己胸前，良久没有说话。直到他感觉闵妃要抽回手的时候，他才说了句。“王妃多保重。”
说罢，他站起身来，头也不回的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