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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看来，文学当下仍然光鲜，仍然在主导或影响着人们的生活。[www.13800100.com]

　　但文学已经边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换言之，文学已经在不可扼制地堕落下去，作家们也在同时堕落着。他们不再像过去那么受社会重视，那么受人尊重，也不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为，人们已经不需要灵魂，谁又会看重什么“工程师”呢？

　　作家仅仅是个职业，而且不断遭到80后写手的炮轰：拿工资的作家为被体制文明用语的“二

　　奶”。在美国，如果人家问你是做什么的，你要是说“作家”，人家会视你为要饭的，而你若说是“畅销书作家”，人家就会投以赞美和羡慕。美国作家或许早已适应了商业写作，而我们所谓享受体制之优越的作家则完全没有做好对于商业大潮袭来的准备。因此，我们的作家面临着尴尬的绝境。这是文学自性毁灭的一种现象。作家们面临的危险是丧失自身，丧失自我，充当市场的人质。

　　海外学者在谈到中国作家缺失时，提出了要提升三个方面的素养：其一，是学养的提升；第二是趣味的提升；第三是灵魂的质量的提升。这三点，我以为灵魂质量的提升尤为重要！

　　在商业潮流席卷之下，作家们只有两种出路：一种是迎合潮流，把文学当作文化产品和文化消费品；另一种是抗拒潮流，坚守文学自己的独立品格，保持对文学的忠诚信仰，恪守自己的精神高地，创造出真正的精品。这是有良智有灵魂的作家的选择。用萨义德的观点，就是要离开主流，当边缘人，保持批判立场。

　　然而，不甘寂寞不甘清贫的中国作家们，目前群体状态究竟如何呢？

　　中国作家群的“三性一界”

　　（1）狭隘性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光顾了这位名字很难记的托马斯？特兰斯特罗的瑞典老诗人。从北岛的笔下走近他的家，他坐在轮椅上，这位半身不遂的老诗人因获此大奖而令人多出些许怜悯。

　　众所周知，每年评诺贝尔文学评奖时，中国文坛都要闹腾一阵子，媒体因此有了炒作的话题。不少作家谈到诺贝尔文学奖时说话会冒酸味儿，甚至表示不屑，认为汉语写作吃亏了，翻译结果不能让评委们真正了解中国文学妙处云云，其狭隘性可见一斑。有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并不是坏事。作家有理想有高远追求总比没有要好。其实，这不仅是对诺奖的认识方面有问题。中国作家已经在几年前得过了这个奖，尽管高行健获奖时加入了法国籍，但他的作品大多是在中国时写的，而他的语言也有着很浓的大陆文化特点。至少，他还算是华人吧。可是，我就没有看到国内任何一个作家写过文章赞美或者承认高行健获此殊荣的。真是一叶障目。

　　作家们与之摩肩接踵却不肯承认他，不服气。甚至认为像他这样水平能获诺奖，在中国至少一百个甚至几百个可以获得。或许就是因为高行健获了诺奖，中国作家们才开始以为自己接近诺奖了！于是，几乎每年都有闹剧出现。中国一位诗人的**不久前传出一条令人哗然的消息：“中国作家贿赂一直在敲诺贝尔奖的大门。”据说消息源自诺奖汉语评委马悦然先生。他说，每月都有中国作家给其发信，撒娇式地请其帮忙求获诺奖，且只要名不要奖金┅┅

　　围绕此事，网上有恶骂有嘲讽，有人分析说：“如果真是那样行贿，或是不入流作家浮躁的功利行为，或是一些好事者恶搞老马的网络游戏。但不管哪一种，中国文坛无疑被老外又轻蔑了一回。”这个消息又成了某些报纸的调料，甚至有的做成了标题。

　　由此看来，中国作家们没有真正在文学上下功夫，而是将功夫用到室外了。

　　作家间互不服气，相轻相贱并不奇怪。但，高行健能用法语写作，你能吗？就像目前哈金在美国用英语写作，他逐渐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多少旅美作家在写作，而真正能够用英语写作的并不多，而能够像哈金这样不仅用英语写作而且写成了气候，更是不容易。但在中国作家们看来，会服气吗？

　　高行健不仅能够用英语写作，他还有一种文化视野恐怕也是国内作家们不具备的，尤其是他文章中透出的那种救赎情怀，对人类的终极关爱更是国内作家目前所欠缺的。写亲历的《一个人的圣经》或《灵山》，都内含这样丰富的意义。而国内作家们这些年在写作形式方面探索与努力，确实有了长足进步，但是，在人文关怀，在思想与精神的含量方面，却愈加贫乏，捉襟见肘。目前被炒作的沸沸扬扬的《古炉》，是写了在一个贫困落后又愚昧的小村子里发生的故事，其意义不言自明。但是，这部书真正给予当下人类提供了什么样的精神与思想？除了狗尿苔等人的愚昧卑琐群像，又有多少积极有力的救赎意义吗？作者写了那么多的书，他的精神支撑是什么？他有自己的信仰与宗教吗？即便从哲学的意义上考究，也不是形而上的。

　　贾平凹能够给人们给时代提供许多精彩的生活版本，但他能够为这个时代提供有意义的精神与思想版本吗？生活丰富而思想却贫脊，神神鬼鬼，神话与民俗中“本教式”的传说，代替不了这个时代人们精神匮乏之于思想的索求，对生存意义的迷惘与澄清的渴望。说透了，走不出商州的贾先生就像走不出延安（即使走出延安也走不出中国的）缺乏了西方世界的大视野，因而，艺术胸襟不可谓不狭隘。

　　纳博科夫是以英语写作而赢得美国上流社会认可的俄裔作家。一个外国作家，能够用外语写作，并且能够写得让外国人认可，这就很牛！他不是因为熟练掌握外国语言，而是因为他的作品中的思想，震撼影响了年轻的美国。《洛丽塔》究竟是写什么？作者要表达什么？它对于美国的意义，对于人类的意义究竟是怎样的？

　　如果从思想与时代的意义而言，《古炉》的价值并未超过十多年前的《废都》。作家的思想这些年没有多少提升，艺术方面的尝试也十分有限。只是书多出几本。中国作家在追求书的质量，追求著作等身高，就像写出《古船》《九月寓言》的张炜，再推出430万字的《你在高原》，不就是将书堆得高一截吗？把书写得越长会越有意义吗？你在“高原”，能高出“古船”吗？

　　去年曾欣喜读到刘再复先生的一篇写高行健的文章《汉语写作中的天才异象》，这是我看到的一篇真心赞美同行的文字。在高行健七十寿辰的日子，刘再复写出这样的文章，令人感动，远在海外的高行健如果读到肯定会泪流满面的。“高行健是一个在本没有路可走而走出广阔的创作之路的天才异象，而且可以说，他是一个被瑞典学院首先发现但还没有被他的祖国与人类世界充分发现和认识的天才异象。”（《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6期》）

　　刘再复认为高行健的《灵山》《山海经传》《八月雪》“是高行健为中国文化在世界赢得崇高地位而立下的不朽功勋。古希腊的‘俄狄浦斯王’因为不认识自己的母亲最后自戕眼睛，现在中国发生的母亲不认识儿子的另一种悲剧，但我相信，中国伟大的文化最终会认识自己的天才的儿子。”

　　是的，自己的天才的儿子已经获取了人类文学的最高奖项，不能再拒之门外了呵。尤其同胞作家兄弟们，不能不认这位天才的海外兄弟了呵。该承认就得承认，该服气就得服气嘛！

　　刘再复接下来：“最近我读了陈迈平定的精彩著作《凯旋曲》，才知道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恩格道尔特别赞赏《灵山》，认为这是世界文学中一部不可多得的”具有普遍价值的好作品，是可以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或者托马斯.曼的作品媲美的，所以能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

　　高行健参加了米兰艺术节，颁奖的颂词有这样的赞美：“对于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灵山》《一个人的圣经》和《给我姥爷买鱼竿》这些真正杰作的作者高行健来说，全能的艺术家才是唯一确切的称谓，他既在自我内心的深幽，又在他的故乡旷漠无垠的自然中跋涉，他丰富多重的想象，跨越东西方文化，成了我们这‘后革命’时代现实的标志。他不仅是一位作家，也是诗人、文学批评家、剧作家、画家和导演，正是米兰艺术节理想的嘉宾。”

　　（2）功利性：

　　从国外文学中汲取营养不仅是中国作家走的路，也是世界其他作家受益的途径。比如略萨的成长就是受到欧洲文学的深刻影响，当然还有帕慕克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吸收外国文学究竟如何吸收？国内好多所谓先锋派作家们，不会外语，读外国小说不读原文，而只是读翻译过来的书，结果，这些作家将翻译语言当成了奶，在吸吮成长阶段，语言没有了中国特点，而是学的翻译语言，欧化句子，越写越长，越写越像外国人腔调。中国语言的民间元素，鲜活生动的生活元素，却因此而丧失了。

　　如果将这些作家的小说翻译出去，翻译家可能会更省事省力。比如，前些年好多写小说的人喜欢学马尔克思的开篇那种叙述语言：“许多年以后，当谁谁已经如何如何了的时候”或者，学塞林格式的骂：“他.妈.的”，也有人改骂为“他娘的”。余华、格非们那拨先锋小说家，他们早期的小说语言很像翻译文体，倒与国人的思维相悖离了。他们的文字不是古中国认知血脉的延续，倒像舶来品，没有长久咀嚼余味儿。而小说的故事，又远离人生的本源，东方人虚实相间的人生情境，未被描摹出来。有些作品在结构上人物特质上，大多模仿洋人，本土文化的内功普遍减弱。看着翻译作品成长的作家，其弊端在于缺乏母语的底气，对外文的妙处也知之甚少。他们只学来了小说的结构，艺术里的技巧玄学之道，却不幸将文字里的传神功夫抛弃了。其实，凡谙熟外文的名学者与名作家们，并不那么洋气。比如白先勇的小说，其白描之纯正，典型的中国文人，可以感受到直接从《红楼梦》中过继而来，而他却是长年生活在美国的大学校园，以外语教学为生。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语言也十分中国古典，不见洋腔洋味儿。还有胡适写《红楼梦》的考证，《白话文学史》等，哪有英文汉译的痕迹呢？还有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等大家的散文，大多都是东方神韵特色，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而当代与翻译小说一同成长的作家们，舍弃千年文字传统，膜拜译文从事创作，实难写出真正的--来，即使写出那种一时被鼓噪的东西，也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近来，我们国家频频请外国作家来讲学传道，去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略萨六月份去了上海参加文学活动，所在之处受到的热烈欢迎令他自己惊讶。略萨为中国带来了暴炸式的拉美文学热潮。趁获得诺贝尔奖之热走一趟中国布文学之道，也蛮有意义。他不仅参加上海外国语学大学举办的大师演讲活动，而且上海外国语大学将授予略萨荣誉教授称号。并与上海作家交谈。就像同样是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勒.克莱齐奥也被请到上海与毕飞宇等作家交谈一样。他称毕飞宇为“儿辈”，而毕飞宇讲述他小时候在学校操场上，用一把铁揪在雨湿的地面写了他父亲的名字。这个细节让诺贝尔奖作家非常感动。这样的交流是十分有意义的。

　　但前两年，外文出版社与相关部门在北京专门为帕慕克召开了一个作品研讨会却很丢人。我们很兴师动众，但人家帕慕克讲完自己的话，便离席而去，让我们主持会议的人傻眼了。这会才刚刚开始，而且我们是专门为说给你帕慕克听的研讨会，你是作为主要对象怎么可以离席呢？岂止是牛人！人家不买你的帐，你们爱讨论就讨论去吧！那完全是你们的事儿！人家认为你开你的研讨会嘛，我只负责写作，研讨不是我的事情呵！你去拍人家马屁，人家一点不买你的帐！对牛弹琴不是？

　　这种尴尬岂止是观念问题。

　　（3）模仿性：

　　中国作家们不仅是语言受翻译语言影响，构思也相当受影响。从上个世纪十年代以来，大批活跃的作家，都处在模仿期写作。已经因模仿而受益于一批成名作家了。比如：那个获全国奖的湖南作家成名后去了海南，他的获奖中篇小说《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就曾被揭出是“抄袭”俄国作家契柯夫的《草原》；可悲的是此后，他的另一篇被小说选刊选发的小说几个女人和几条绳子，又被揭出抄袭了山东一位青年作家的作品。模仿成习惯了，一不小心抄了外国作家的经典，也是够级别的“文抄公”，但回转身抄国内年轻作家的作品，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吧？也许抄者认为抄一个不大知名的篇章，不会引起人们注意。其实，这很吃亏的。还有西部一位更大名气的作家当年一篇《肖尔布拉克》被指也是过分模仿了前苏联名作家艾特玛托夫的《包红头巾的小白杨》；还有一位军艺的作家当时一篇语言极美的小说《干草》，也被指开头部分原段“复印”了国外某位作家的作品。还有那个时代著名写海的作家让人眼前一亮的中篇小说《迷人的海》，得到当时诸多名家的吹捧，成了文坛的宠儿。他的这篇名作，据说就深受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之影响。有趣的是，曾有人问过他此事，这位名作家却说，他从未看过《老人与海》。还有目前也很活跃的名作家的那部《马桥词典》与《哈扎尔词典》的关系问题，亲密到什么程度？名教授名批评家张颐武站出来为此写文章，竟还惹了官司，成了一桩文坛瞩目的公案。在这里可以拉出一个长阵的临摩或模仿名单中，就有《你在高原》的作家张炜当年的成名长篇小说《古船》。古船是深受马尔克思的《百年孤独》之影响，当然受其影响并非是坏事，略萨就是受到了《百年孤独》的深刻影响与震动的，而且这对于他后来一路写下去写成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起到了积极的鞭策作用。但，受影响与受影响的角度或方式不同。从略萨的作品看去，看不到具体的模仿痕迹，而从被中国文坛倍受称道的《古船》，却能窥其模仿迹象（当然不应算是抄袭）：比如，《百年孤独》中的人物是每天在试验炼小金鱼，而《古船》则是在一个破旧的粉丝作坊里“试验”粉丝，当然还有许多语境方面构思方面的相似。据说作者当年曾跟朋友们激赏《百年孤独》是一部天书！可否这样说，如果没有《百年孤独》这部书翻译进来，就不会有《古船》的问世。

　　好作家肯定不排斥好作品的潜心阅读或认真学习，直至模仿。不过，模仿只是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不能始终模仿下去的。

　　问题是中国一大批作家始终都处在模仿期。余华曾在苏州大学讲坛讲到自己的写作经历，他很坦诚地说，开始是受到川端康成的影响与引路，写出《十八岁出门远行》《鲜血梅花》等，后来写一段不满意自己，好容易寻找到了卡夫卡，又开始学了一段卡夫卡，大有获益。这期间有了《呼唤与细雨》《活着》等名篇，再后来，找不到一个榜样学了。或许正是这样，余华十多年没有作品了，忽然捧出了《兄弟》，炒作很厉害。但翻开一看，那个掉到大粪池子里被一位教师救出来的孩子，浑身臭味儿，象征所处在年代，这与法国作家聚斯金德《香水》开篇，那个后来研究香水成功的“杀人犯”“变态狂”的人，开篇被那个浑身腥臭在臭鱼场工作，生在腥臭水中的孩子，如出一辙。那个母亲在这样的腥臭水中生过五个孩子，前四个均随水飘逝仅这一个奇迹般活下来。

　　同样获取茅盾奖的莫言，是一种有着大气象的作家。他确实早应该获此奖项，甚至因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他的尊重，让他的名气更大更高了。但他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开卷写一头驴掉进地狱的那种意识，与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那个人物一开头就被人脑后拍砖掉进一眼深井中的意识流动很相似。不同的是，帕慕克写得更精彩，更符合“逻辑”，引人入胜。而且，帕慕克的作品，与中国这几位“接近”诺贝尔奖的作家相比，其厚度与深度，都是明显高出很多的。除了叙述技巧之外，还有思想和历史文化方面的差距。帕慕克的作品其蕴含的思想与精神的力量，是能够影响人类进程的。而我们的名作家则相形见绌。

　　中国作家学了一圈外国作家，却突然发现把讲故事的本领弄丢了。特别是那个时期的先锋文学，伤了一批中国作家。好在，“新写实”那批人方方、池莉、刘震云、毕飞宇的出现，余华的及时向故事叙述转向，才让文坛透出活气儿。

　　一位资深老作家在一篇谈短篇小说创作文章中写到：“近三四十年，西方一些小说作家由于长期脱离生活，自感无法超越已经成为文学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写作手法，比如：现代派文学中的荒诞派、意识流、新小说派等等”“他们的小说无故事、无人物、无情节，只要所谓‘意象’就行了。但意象是抽象的。如美国诗人、批评家庞德所说：只是‘想象力重新建造出来的感性形象。’”“想象力必须和作家的丰富的生活相结合，才能产生既符合真实生活又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

　　“于是，上个世纪十年代一大批不讲小说结构、故事、人物、情节、环境描写，只是空洞的所谓‘想象’‘意象’的短篇小说充斥中国文坛，读倒了读者胃口，赶走了大多数读者。”

　　这位资深作家当年曾建议中国作家协会有关负责人，何不创办办一个专门刊用“现代派”作品的刊物，既可试验，也可以免得影响其他。但他们怕担负“岐视”罪名，没有同意。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本来是个文学的时代，期刊的时代，一本普通的省级文学刊物，发行量可达三五十万。而几年内刊物大跌，比股票跌得还快还惨。以至后来，文坛流行一句话：“不要问女孩子年龄，也不要问纯文学刊物发行量。”

　　文学刊物发行量锐减的原因，不能仅归咎于作家的文章写得抽象没故事不好看，但至少这也是一个原因吧。

　　中国作家有着集体的“崇洋心态”，因而才会有太多的模仿。“我对《绿房子》和《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两部作品印象很深,我20多年前的一部作品《前面有什么》就受略萨写作风格的影响。我对他最佩服的是“每部小说都有好多个线索”。他除了在结构艺术上深有造诣外,内容方面,在揭露秘鲁军方腐败,社会民生透析得也很好,《酒吧长谈》是部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小说,揭露了秘鲁在奥德利亚统治时期的社会黑暗和混乱。”这段话，是一位著名年轻作家在略萨获诺贝尔奖时的感慨。可见，他也是歪扭着踩着略萨的脚印学过来的。模仿学习甚至崇拜这些应该都是无可厚非，问题是什么时候才能够长大，才能“断奶”，才能形成自己的独创的东西？！

　　一部好作品的评价标准，最公正的就是时间。时间比任何奖项和评委都更权威更有公正性。

　　（4）一界：为境界。

　　境界太低。中国作家间缺乏健康的学术交流或争论。而扯皮的事儿太多。在这些扯皮中，暴露出作家境界太低。比如，前些年的文坛“二王”之争，王蒙与王彬彬的口水仗。南京批评家王彬彬批评文坛精神萎缩，出不了好作品。主要是因为那些知名作家如王蒙等明哲保身，左右逢源，不敢直面社会，直面人生。对于这样的批评，王蒙在《新民晚报》上发表《黑马与黑驹》一文尖刻“反驳”：一、有人自己写文章发表不了，于是纠缠比他高几个数量级的名人，以骂名人图出名；二、以前有个黑马，叫骂名人出过名，现在又出了匹黑驹，黑马已经身败名裂，黑驹下场可以想象。王蒙此文一出文坛哗然！很多不想参与二王之争战的局外人也起来打抱不平。学者朱学勤在一部著作中念念不忘此事，是因为他也参与二王之战了。由于他的参与，二王之争成了“京海之争”。他认为王彬彬未必就是发不出文章的人，你王蒙尽管是文坛上的一个人物，也不能以名人自居，论战中把自己的对手称为“黑驹”有伤厚道，实在是一种王朔式的语言，与王蒙这一把年龄不相称，与他同一篇文章中那种以精英名人自居的自我感觉，更不相称。

　　朱学勤认为受“黑驹”之说的刺激，有人起来批评王蒙在1993年《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为王朔小说叫好的文章《躲避崇高》。以王朔为精神符号的顽主思潮在一部分知识界流行，有了很大的腐蚀性。反映了中国文化意识在向上突破受阻后，寻找向下突破的方向，而这一方向意味着精神上的自暴自弃与行为上的不负责任。而王蒙则为王朔叫好，理由是王朔作品讽刺了虚假说教的伪崇高，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天涯社区有位叫达然的写了篇《他们存在的真正意义》一文中，说到了朱学勤。认为：“朱学勤在中国学院派文人中具有代表性。在当下的中国，把硕士帽、博士帽仅仅当成一顶帽子收购与兜售的风尚之下，如果一旦有个把象牙塔内人居然还会说几句俏皮话，那就和发现了活宝差不多。在此流俗之下，朱学勤频频出没于流行报刊，实在是再正常不过。”

　　“朱学勤在写作上是颇为自得的，有时还极力创造自己的术语。比如‘在文化脂肪上搔痒’。可惜任何术语的产生，绝非如流行歌词或俏皮话那么简单，因为真正的术语都是搭建在体系大厦上的有机分子，并非无根飘荡之物，也非衔草垒窝可比。”

　　不管别人如何评价，朱学勤愿听不愿听是他自己的事了。评价只是别人的事。但，中国文坛因为二王之争到了“无义无聊之争”时，文坛变得死气沉沉了，而知识界也呆板一块了。在这样的死寂中，是不利于思想碰撞，不利于作家们灵感与想象力喷发的。于是，好多年见不到思想的火花，学术的气象，见不到有真知灼见的批评文章，见不到经典之作，也并不奇怪。学术之争，思想碰撞都被追名逐利的研讨会之类事情占据了。揣几千块的红包，说些不痛不痒不得罪人的话，你好我好大家好，岂不快哉？！这就是当下京城文坛名角的现状。在这样的现状下，你能指望他们写出惊世之作，评出经典之作吗？

　　不负责任呵！名作家名学者名批评家不负责任，可是，谁又负责任呢？负责任又会怎么样呢？

　　文坛的正常的批评风气没有了。正常的学术氛围丧失了。剩下的要么图穷匕首见，打官司维护自己面子（如张颐武与韩少功打官司），要么网络上詈骂，揭发文抄公，即使朱学勤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也难逃被追剿学术论文抄袭之事件。

　　要么抱成一团沆瀣一气相互吹捧。真正的人文精神，普世情怀与价值却渐行渐远了。这是文坛的悲哀还是时代的悲哀还是知识分子的悲哀？

　　不管朱学勤论文写得怎样，他在“二王之争”写的那篇文章中有一些观点倒确实很有见地：“高中生迷王朔，跟着起哄倒也罢了，作家、一定程度的知识分子也被王朔牵着鼻子走，不说是精神矮化、犬儒性格，至少是不够清醒。”朱学勤认为：“不能因为虚假说教与虚伪崇高曾经结伴而行，就有理由从此躲避一切崇高，粉碎一切信念。事实上，在虚假崇高与真实粗鄙之外，还有第三种精神状态值得追求，那就是：既不虚伪，也不**，维护人的起码尊严；既不受横暴侵犯，也不受伪君子的欺骗，同时也不与小人同流合污。”

　　这里他谈到的是做人的问题，此前有种说法，“文如其人”。这是前些年老一辈作家一直放在嘴边的话，要做好文章，先学做好人，但是，现在的作家们不大说这句话了。

　　如果不是德国人顾彬对于中国文学的“垃圾”说评价，震惊了中国文坛的话，那么，文学界可能还会保持昏睡状态。

　　据载2009年10月间，著名老作家王蒙在法兰克福以一句“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的现代汉语，语惊四座。在出国转内销之后，11月份北大教授批评家陈晓明在国内高调翻唱出“今--学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两个极至赞美评价，掀起了“唱盛说”。肖鹰在《当下中国文学之我见》一文中写到：“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坛，虽然没有惊人的作品，但却充斥着惊人的立论。”接下来是醒目的小标题《王蒙的“最好论”是开中国文学的国际玩笑》。

　　王蒙这话传回到国内，在网上受到一边倒的抨击，王蒙向媒体辩解：我是在法兰克福作的演讲，面对的是德国。我所指的，是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否则的话，不存在时期好坏的划分。”

　　肖鹰的文章接下来写道：“陈晓明的‘高度说’是有惊无险的‘水平蹦级’”。陈晓明宣称：“我以为今--学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此，他举了四点高度的标志性定义：其一，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例如阎连科的《受活》。二、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故事，能够穿透历史、穿透文化、穿透坚硬的现代美学，如贾平凹的《废都》与《秦腔》。还有第三、第四，观点没啥意思，举例的作家作品为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和莫言的《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

　　肖鹰认为：当下“文学的自由创作精神和理想意识严重退落，这既表现为作家群体文学原创力的普遍下降，也表现为批评家群体的批评意识和批评能力的普遍下降。”“中国作家群体的精神和人格极度萎缩，从‘严肃写作的作家’变成了‘玩严肃的作家’。”

　　肖鹰对于这几位名作家的前后期作品进行对比，很有说服力：“贾平凹和莫言也曾写了不错的乡土作品。前者的《腊月.正月》《黑氏》和后者的《透明的红萝卜》等前期作品，今天读来，仍然是优美动人的。但是，他们的后期作品，代表如前者的《废都》《秦腔》和后者的《檀香刑》《生死疲劳》，以‘大腕玩文学’的心态，将写作变成了宣泄和游戏、怨毒、阴暗、畸趣和彻底的变态人格的玩意儿。他们不仅羞辱文学，也羞辱人性。然而，正是这样的写作，被大腕批评家叫好，并且标榜为‘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实好多成名作家前期作品都要好于后期作品。比如这次茅盾文学奖首名的张炜，早些年的作品无论是短篇《声音》《一潭清水》还是长篇《古船》《九月寓言》，都很耐读，很有才华，而《你在高原》这430万字的冗长作品，再难见到曾经有过的那种令人眼前一亮的文学吸引力。作家不是要将作品越写越长，而是要越写越精。经典作品不是靠长度，而是要精度的。

　　曾经文坛二张（张炜、张承志）是具有强烈精神与思想追求的代表性作家。张承志走进了《心灵史》，走向了精神高地；而张炜将自己《融入野地》，却不见其思想深度与新的发现，而《你在高原》，也并不能说明他在精神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和新的境界。只能说他很能写，写得很苦，也很能耐得住寂寞。他的写作精神，要比作品达到的高度更令人叹服。因为他从来不是一个喜欢自吹自擂炒作自己的作家。可惜这篇“高原”太长了，与这个快餐文化时代不合拍。幸亏评上茅奖之首，对于图书发行会有一定作用，否则，谁会去买？买回来又有谁去翻看？这下子因为获奖买的人会多起来了，可以当礼品书买，去送礼了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