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普遍心理阴暗，缺乏大爱大善，缺少慈悲情怀。热衷于书写恶的丑的东西。比如写出那么美妙《声音》《一潭清水》的张炜，却在长篇《丑行与浪漫》中将人性的丑恶揭露得那般痛快，但仅限于揭露丑陋丑态一面，却没有为人性开拓出一种温暖与希望来；还有作家们笔下一旦写到人性中的恶与丑时，笔触便充满快.感，从《许三观卖血》到阎连科笔下的卖皮，再到许多作家笔下的“卖肉”、“卖身”、“卖子”，中国社会的丑恶与腐败固然需要揭露需要批判，但问题是，真正批判的力量太薄弱，远没有大过揭露的瘾，而且在这种揭露中，图个淋漓酣畅，缺乏给人们以希望，更谈不上积极向上的人生引导。从人文情怀与人类终极关爱这个角度出发，大陆作家确实距诺贝尔文学奖太遥远了。

　　而作为著名批评家陈晓明，却盛赞文学盛世，却认为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说话。“中国的立场”就能够将中国文学低谷当成文学高度，当成“前所未有的高度”吗？这岂不等于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吗？[www.13800100.com]

　　批评家的浮躁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作家对于作品的粗制滥造。因为名作家出了一部作品，不管好坏，出版社为了发行效益，要炒作，而批评家首当其冲。他们甚至连认真看完全书的可能都没有，就忙着说些假话套话，不费多少气力，就可带来好处。阎连科是位很有责任感的作家，也写过不少好作品，但《受活》被批评界、出版界吹得不得了，结果确实写得不好。陈晓明是这样吹捧它的：“这部小说讲述一个残疾人居住的村庄的极其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从未有过一部小说，能对当代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的继承、发扬、转型问题作如此独特的洞察。尤其是把革命的‘遗产’与当代中国的市场转型结合起来。《受活》无疑是一部‘后革命’的精神悼文。”这样的溢美之词全是对于作品主题与政治倾向的概述评价，而非对于小说的艺术本身。这个长篇小说在媒体鼓吹下，笔者读了，大有上当受骗之感。主题先行十分明显，作者想表达的思想，没有经过细致的艺术发酵过程，就生硬地搬出来了，那个政治狂人的县官，将自己的办公室里挂着马恩列斯毛的五位伟人像后边加上了他自己的像，夜深人静时，他自己关起门来偷偷“享受”。这样的细节可信吗？即使生活中可能有其事，也只是生活的真实，而绝非艺术真实。高明作家的写作，重要是写出艺术的真实来，而非从生活中拿来某个荒诞细节，即使这个细节就发生在你的身边为你亲眼所见。再如那个穷乡僻壤来的演出团队，支撑闹剧舞台的是靠一位二百多岁的老太太，还有身份证为证什么的，整得煞有介事，引来那么多人好奇围观，这个穷村子就靠这个二百多岁的活宝致富，这些细节，让人极不舒服。如果是喜剧，倒也罢了，问题是作家没有一丁点喜剧元素，只有荒诞。写得绝对一本正经，一脸严肃和庄严。甚至连幽默都没有。阎连科不是那种幽默式作家，如果是他的老乡刘震云，就可以游刃有余了。他的《故乡相处流传》居然可以在历史与现实间任意潇洒，纵横捭阖。夸张调侃反讽，抬笔就来且能妙趣横生。他幽默地写到了曹操也写到了，好像有个细节谁给谁洗脚之类，反正满纸荒唐，倒是读起来颇好玩的。那真是一出荒诞不经的戏。有喜剧色彩。

　　游戏时代游戏人生嘛。王朔式的一大批作家进入游戏调侃写作之后，鲜有阎连科这样的依然恪守严肃神圣使命的作家。但他不该去写这样的小说，他的理念大于形象，他驾驭不好。因此，这是部失败的作品。当然究其原因不能说他缺乏才华，往更深的方面说，我们民族文化中一向缺乏喜剧元素。我们历史上悲剧多多，如关汉卿的《窦蛾冤》，曹雪芹（而非刘心武的）《红楼梦》、还有《三国演义》什么的，都是悲剧，哪有喜剧？不像西方有莫里哀这样的喜剧大师，喜剧文化土壤。就像我们没有魔幻文化作土壤，我们生硬去学什么克斯赫斯之类的“拉美魔幻”，魔来幻去，自己把小说写得没人看了，故弄玄虚，从而失去了读者。《受活》的好坏评价，不应该从主题思想方面，去写了什么表现了什么角度，这是批评家最浮浅的角度，也是最不深刻的写作切入点，真正需要的是批评家从艺术切入，认真在分析一下作品的艺术方面的成破利害，得与失，才会让作家有所获益。可惜，当下这样的批评文章寮若晨星。《受活》的写作，说明作家对于这个题材缺乏足够的驾驭能力，就是说，他在这个题材中不仅没有扬长避短，正好恰恰相反了。

　　在这方面最值得探讨的是毕飞宇。此前他的第一个长篇小说《平原》，听名字很大气，属于“大题材”“史诗性”，但是，文中写到的村子里的一些鸡争鹅斗的故事，像一个瘦骨鳞峋的身子撑不起一件肥长袍一样！因此，那部作品虽然不乏媒体炒作，但确实没有叫响更没有评上茅奖。而他的《推拿》便在这方面大有改进。完全扬长避短。他从极小的地方开笔，写瞎子到了现代城市深圳的感受，学到了按摩，然后如何渴望自己去当老板开店。这批小人物弱者的命运，极有性情地被把握着，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而绝非是以一个“平原”之大先披上肥大的道袍。因为这样的“最合适”的结构与书写方式，让毕飞宇得心应手，淋漓尽致，写得一波三折，感人至深。应该说够获奖的资格了。但是，这个作品也有其弱项，就是写得“太窄”，文化底蕴与这个时代更深层次的东西探究得都不够，就是说社会景深与文化景深都不太够，显得单薄点儿。如果他能够将厚重与深沉的民族文化积淀融入其间，他的作品可能会更有震撼力。他属于灵性有余，厚重不足的作家。

　　聪明，是中国作家共同的特点。但小聪明者居多，大聪明更需要，大聪明就是大智慧了。有了大智慧，才会有大境界。

　　当代作家们对时代把握乏力，想象力创造力贫乏。当今可称或自称“作家”的人在人数上恐怕世界第一，但真正履行作家社会职责的人，在哪里？他们普遍的问题在于技巧与思想方面，顾此失彼。一方面他们过于看重写作技巧和叙事方法，只顾埋头于西方经典作家的作品研读中，而忽视了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没有走出书斋，深入生活；从而，对人物的认知与把握不细致不精准，不传神；另一方面，他们文化视野非常局限，又受急功近利影响浮躁有余，对叙述的题材缺少历史透视力量和文化提升力量，缺深度和厚度。其表现在作品中的最大遗憾就是对于现实人生中的阴暗、丑恶的揭露与鞭打中，不能同时展示人性的美好和理想的光芒。

　　因此，我们看到当今中国文学在作品数量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这种繁荣包含了太多的泡沫和垃圾。文学创作的低俗化、恶俗化趋向，真实代表了当下中国文学低谷状态。这是受商业炒作或金钱.文明用语的最主要损伤。在这种损伤中，作家失去了自信，失去了操守，从而，也伤了元气。

　　中国作家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找不到平衡点，在中国式与西方式之间也找不到真正的契合点。说到底，还是由于境界太低。

　　如果把写作喻作跑马拉松的话，那么中国作家目前还没有跑进世界文学的第一方阵之中。尽管这些年中国作家纷纷出国见世面，与外国作家交流，还有那么多海外作家涌现出来，但，这只是对于中国文坛和中国文学形成了影响，却并没有怎么影响到世界文学。中国作家至今还没有度过模仿期。

　　中国文学期刊的品质问题

　　中国文学内忧外患。中国作家已经不是简单的媚俗问题，而是进入了最直接的媚钱。就像电视剧的高稿酬吸引了需要脱贫的作家一样，文学期刊也是在利用金钱作钓饵引诱着数量有限的好作家的好作品。不久前以《收获》为首的上海滩高稿酬风潮，确实撼动了文坛。而其他有经济条件的地区类似广东的《作品》等刊，也马上响应，将稿酬提高到千字五百据说好稿可达千字千元。至于什么是好稿，什么人得到了千字千元，无解。

　　高稿费确实可以对低靡的当下文学起到一种兴奋剂作用，但，这种兴奋剂作用多大？时间长短？令人困惑生疑。事实上，这些提至高稿酬之后的刊物，未见得就比未提高稿费前的刊物办得有多大提升。比如《收获》，高稿费低稿费它都是名刊，水位就那么高，不会因刮一股风刮过来，水面晃荡出提升了的水位线，就是稳定的高度标尺，不是的，水位线不会因晃荡而改变提升。再说《作品》，去了些新人办刊，杂志面貌不能说没有改观，但《作品》还是“作品”，见不到真正的大气象，也没见发了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

　　期刊林立，但好的期刊在哪里？中央级的期刊就好吗？《中国作家》杂志创刊时，确实注重质量，因为双月刊，人员集中办刊，人手也足够，但现在，一本变成几本，双月变成月刊甚至半月刊，小说版、纪实版什么的，五花八门，贪大贪多，摊子铺了一大片，但好作品在哪里？这就像渗水的肉。其他省级刊物也纷纷以“上下半月”的方式，或出卖刊号，或以各种名目与出版商合作，一本上半月保持纯文学的体面，另一本下半月（就像下.半身），皆为考虑赚钱之道，顾不得什么遮掩了，只为挣钱，办得五花八门。有的办成通俗，有的办成纪实，有的办成专为评职称提供论文的刊物。

　　批评类的刊物，办得一片平庸，媚俗。要么小圈子式吹捧，要么某高校的少数几个人的论文式“概述”，能真正起到对于中国作家创作情况和对于目前的创作现象的有意义的批评与指导吗？能为社会急剧转型期而处于迷惘状态中的作家指点迷津吗？所谓的核心刊物，走俏在于那些需要评职称的人，他们望眼欲穿，渴望巴结这种刊物主编，发一篇“管生管死”的论文，因为评职称要求，一定要上核心期刊几篇论文方可够参评资格。这种官僚式的僵化要求，恰恰适应了刊物的功利性。官场的腐败由此导致刊物庸俗衰败。所谓核心报刊，业内人士真正叫好的并不多，而只是一个小圈子们互相鼓吹。不同方式的兼价吹捧文章，常常一整版的见诸于报端。只说好话，连篇的好话，仅文章结尾处不得不挑上几句毛病，不痛不痒，无大碍。《当代作家评论》偶尔能见到好文章，比如：《刘再复新论五题》，尤其为高行健鸣不平的那篇《汉语写作中的天才异象》可见胆识。听说现在是一位退休人在办这本刊物，可能有点豁出去了，我都退休了，我怕谁？发点出格的文章你能把我怎么样？！不过，这个刊物同样存在着浮躁粗疏，翻开来错字连篇，今年第二期翻开第一页左栏第二自然段最后一行：“这是次会议得以召开的一个背景”。何为“次会议”？还有雷达先生那篇文章的落款时间：“二0一0年十一月三十日初稿、二0一0年一月六日修改”修改比初稿竟然提早了十个多月！

　　雷达先生的文章说到当代批评的问题，一语中的：“批评家有时会出现在好几个会场，说着大同小异的观点，所有评论者的声音、词汇，好像预先被录音师调好了似地相似，而且每个时期都有一套时尚的话语和表达方式，就像最近‘给力’一词一夜之间覆盖了所有媒体一样┅┅这虽然不是所有的事实，却是普遍的事实。这种复制性具有不可阻抗性，它威胁着每一个具有独立批评话语能力和艺术个性的批评家，这才是真正最可怕的。”

　　“文学批评不是文学作品的传声筒，发布台，它有自身的使命、尊严和独立价值。文学批评给文坛的应该是一种审美评判者和阐扬者的清新声音。”他还指出：“我们丧失了在真正的批评家身上常见的气质和素养，丧失了争论的勇气、反驳的激.情、否定的冲动，丧失了对真理和善良的挚爱，对虚假和丑恶的憎恨，以及对自由和尊严的敏感。”这确实是雷批评家有感而发的，也不能不说是出于深层的思考而致，但问题是，这样的认知重要吗？就像明知犯了错误的学生，却仍然没有能力改正错误，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一样。在当下的欲.望时代，批评家的功能与人格一样，在不可阻挡地堕落下去。

　　还以《当代作家评论》为例，这样的刊物从名字上看，是针对当代作家去评论的，而实质上呢？却是大量的吹捧的媚俗文字充斥，更有一些无聊的捧场文章赐予当官的作家，或者有钱的作家，刊物为了生存去拉赞助，那些刊于封二或重要位置的与文学无关头像或变相文字，令人唏嘘。这是一种“曲线式交易”，这样的交易，显然已经失去了办刊人应有的文学尊严。因而，刊物上真正的具有价值的通篇批评性文章，“得罪人”的文章，却不见一篇，更遑论坚持真正的文学批评！

　　全国各省均有文学期刊，那么多的期刊，都喊没钱办，却仍然没见减少。坚持办纯文学的刊物，其精神是可嘉的。但大多办得只限小圈子。编辑之间互相交换发作品，类似近亲繁殖。这些所谓纯文学刊物的编辑，大多思维僵化。对于中国更广大的读者的声音，更具有创造力的写作团体，比如网络文学，影视文学，对于畅销书，大多视而不见，似乎自视门户清高。而刊物上面的广告及企业家照片介绍，倒是显得一片拜金！甚至变相广告的报告文学，导致了文学刊物的两层皮。在这方面，《收获》很精彩，他们继承了巴金先生的传统，坚持不发广告至今！他们不进行这种挣钱，却率先提出了高稿费标准。真牛！这是对中国文学的引领作用。文学就该是有品质的，办刊人要有品质，所发的作家作品也要体现时代的先锋品质。中国刊物太多了，太多才会滋生平庸。

　　随着《收获》《作品》等刊物的稿费提升，一批平庸而难以生存的期刊应该停掉。中国不必要每个省都要有一个甚至三五个期刊，这是有刊号的正式刊物，内部刊物还有很多。这些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市场经济下的文学期刊，就应该适者生存，宁缺勿滥！如若半死不活地混下去，还不如干脆死掉。

　　批评家如何保持晚节

　　一些老批评家披着名校教授的光环，却不见多少学者的风骨。他们到处参加活动，到处奔走拿红包，到处知名报刊露面撰写“表扬稿”式的作品，推介文章，而非文学批评文章。他们很有滋味地忙活在当下。

　　他们如果是普通的文字工作者，他们已经选择到了最智慧的晚年生活方式，也是幸福指数颇高的生活状态。可是，他们是批评家呵。批评家与温和、平和、老先生就是应该有严格区别的。他们眉头应该蹙紧而不该松驰，他们镜片后的眼光应该充满自发光的挑剔，而非迎着阳光仅仅折射光明与璀璨。他们可以将发染得年轻起来，他们也可以像中国式老人那般越老越增加慈祥，但他们不可以没有思想，没有见解，没有是非，更不能一味地迎合世俗。他们不能与社会与文坛一起堕落。

　　他们的眼睛不能昏花，不能只盯着金钱微笑。可是，他们如何保持晚节？在这物欲横流，到处诱.惑的现实社会里，他经历着人格的巨大裂变！他们与上一代批评家或学者完全不同，他们摈弃了枯燥乏味的书斋而走向热闹纷呈的娱乐场合。中国哪一个批评家敢说自己不说假话不写“假文章”呢？不为五斗米折腰呢？北大早已失去了蔡元培的精神。北大的百年校庆搞得再隆重，也不再出现一个大师，相反，在亚州大学排名却急剧下滑。当北大失去精神，你还会指望那里出来的像模像样的批评家吗？还会有什么境界与操守吗？

　　中国已见不到思想与精神的高坡圣地，批评家情以何堪？

　　有什么样的文坛就会有什么样的刊物，有什么样的刊物就会云集一群什么样的写作者。他们在为某一部歌功颂德的书，说些不咸不淡的话。那些廉价的捧场文字间，浮动着他们尴尬而勉强的苍桑笑容，那笑容的纹理并不深执。惋惜呵。他们是在进行一种晾晒。陈世旭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在《文艺报》上，陈先生文章题为《面对诱.惑》。他写到一位著名老男演员去一家酒店做“形象大使”，得到一笔不非的报酬，开始非常得意，感觉很有面子。可是时间长了，感觉自己跟“三陪小姐”没有什么不同，结果名演员越来越感觉“自取其辱”，并以此教育年轻人：一个人要保持尊严就千万不要受金钱诱.惑！作者接下来很真诚地写道：“我当时很认可他的话，暗自下决心这辈子决不要被工资和稿费之外的“聘金”之类左右自己的活法。但没有想到，等到有一天，有全财政很富裕的文化单位主动提出让我挂个名义，他们支付相应的津贴，我还是动了心。若不是当地财政部门认为那名义找不到相关制度的论据无法付款，我也许就重蹈那位名演员的覆辙了――虽然我不是他那样的名人。”作家接下来讲了一个笑话很好玩儿：有位哲学家做过一个实验：他问两个男人，如果有人出100元买你们的爱妻，你们是否愿意，两个人都摇头。他又问，如果出100万呢？其中有一个点了头。他继续问道，100亿呢？结果另一个也点头┅┅

　　金钱诱.惑之下的名媛丑闻，与名家出的洋相，说明这个时代既在堆雪人般树起偶像，也在迅速腐蚀迅速化掉这些偶像。被以前的人们称作“灵魂工程师”的作家批评家们，用大半生点灯熬油好不容易得到的江湖地位，可别因这种揩屁股文章而坏了名声。你们已经步入老年，保持晚节吧。多少钱都换不回来晚节的。这个时代已经没有胡适没有鲁迅了，在没有巨人的时代，你们比矮子更高，所以，你们有责任保持地标的。不要将本来很低的水平线弄得更低了！

　　你们不赚钱的真正的批评文章还应该写呵！那是真正有精神价值的货呵。过去文学批评家很清贫，也能够守住清贫底线，他们很清贫却很自尊地活着。但现在，批评家们像赶场一样，轮番奔去参加各种名目的作品研讨会，像赶婚礼一样。当然，与赶婚礼不同的是，婚礼要往出掏钱，这个是往里进钱。五百八百已经没人愿意去了，三五千走一次，讲点话，再发个小文章，很合算。这样一个月下来，收成好了，差不多有个万八块进帐，岂不快哉！有的大批评家同时接到几个作品研讨会，他们要选择去参加哪一个。

　　这是一种腐蚀，是对批评家的意志与才华的腐蚀。作品研讨会之类的事情，是腐蚀批评家腐蚀文坛的行为，要想让文坛有好风气，应该杜绝。看多了应景的浮浅的作品，参加多了这样的应酬应付会议，再好的批评家也会削减锐气与眼光的。何况还有人格的伤害！

　　尤其那些接近退休或已经退休的著名批评家们，很怕退休下来在家呆着寂寞，许多场合，他们都会出席的。这一点很相似倪萍大姐参加评奖，什么奖都要。她的“脊梁杯事件”，李承鹏的评价很有意思：倪萍大姐确实是共和国的‘脊梁’，不过她患了颈椎病。

　　体制内的主流批评家面对新生态网络作家的挑战，白烨与韩寒的骂战，可能是白烨吸取了被骂的教训，他在《滇池》“百家之言”中说：“80后经过10年的锻磨与历练，如今已在文学领域占据了自己一席之地。但就对于80后现象的读解与研究而言，实在是滞后又落后的。”“这其实是整个一代人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上弃旧从新的一个具体体现。”白烨还是位有自省意识的批评家，但在京城坐到权威话语权位置的批评家们，以居临天下的狂枉自居，还有那些核心评论期刊的主编们，他们自以为是，其实，已经十分僵化了！办刊尤其是创办这种评论式的刊物，应该由年轻的有朝气的人来办，而非退休人。这样的办刊人如何能够与我们年轻一代沟通？如何能体现我们的文学主张？

　　文学名家是姜越老越辣，但文学毕竟是以年轻人为众。一本刊物真正的读者，是掏钱去买刊物的人，而不是用公款订阅的人。

　　文坛只有变得庸俗了，才会得到人们关注吗？

　　作家只有媚俗了，才会赢得读者才会活得舒服吗？作家靠张艺谋靠电视剧写作才能活出个样来吗？作家现在要靠网络来拯救吗？中国文学是否能够被网络拯救得了呢？！

　　老批评家重在保持晚节，老作家难道不更应如何吗？

　　老作家刘心武是聪明人。他早些年也得过茅奖。他不知怎么不用华丽转身，就变成了有争议的文化学者。不仅登上大雅之堂兜售“红学”，他竟续写《红楼梦》，很搞笑。有意味的是居然搞得一本正经，竟然有人捧场炒作，有人跟着鼓噪。媒体喜欢折腾，娱乐明星喜欢折腾，中国作家诗人也在折腾，此前有下.半身写作，现在有“梨花体”诗人爆红网络，不知名诗人“被入选”诺贝尔奖的惊人恶搞┅┅中国作家在穷困潦倒中挣扎，先是靠张艺谋来拯救，只要他看中了将某人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就可以一炮走红，就可以脱贫致富，书就可以一路畅销；事实上，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的小说而畅销走红的作家，确实成了上个世纪的一道奇妙风景。而同时，也毁掉了一些有才华而势头又很好的年轻作家。他们被引入了挣钱的路上，再也不甘心去写那种只能拿到千字30元或50元稿费的小说了。作家们不甘清贫，没了青云之志。他们从而失去了原创的能力，才华也逐渐离他们远去。这并不是个别年轻作家的悲哀。

　　张艺谋并不能真正拯救中国作家。随后，更大的诱.惑在于铺天盖地的电视剧向传统纯文学作家招手。许多人蜂拥而去。从此，这些为了钱而写作的作家们，再难见到有什么好作品问世了。如果说张艺谋的电影祸害了一些有才气的年轻作家的话，那毕竟还是局部的，小众的，而电视剧让作家们大批涌入，等于电视剧让大批作家们见钱眼开，为钱而写。要想致富嘛，那就触电吧！电视剧一集由一万而三万五万甚至八万十万的，而一集文字量不过万余字，而小说千字那些年只有几十元（近期才有《收获》等名刊涨至千字几百块），如此低廉的小说稿费与电视剧稿费怎么可比呢？重赏之下，巨酬之下，势必引起作家们的集体浮躁。

　　中国纯文学作家，写出一部书出版，能发行多少册？超过二十万册的有几位？在美国，作家，是被人轻蔑的，而只有畅销书作家，才会令人刮目。但，网络文学的兴起，令一向看不起网络的作协官员们，也开始了向网络明频送秋波，一些大刊物也希望与网络联手，好像网络可以为困境中的作家们带来希望，能拯救中国文学似的。

　　其实，真正的中国文学只能靠作家自救，那就是真正沉潜下来，排除一切浮躁和诱.惑写出让读者真正买帐的好作品来。

　　多余的话，不一定是废话

　　在已经写完这篇文章时，偶尔在网上发现一篇批评文章，题为“评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是发在《文汇读书周报》的。没找到作者名字。文章结尾处写得真诚：写出了真话，算是真批评：“《天行者》是在《凤凰琴》基础上的再创作，凭借着长篇的优势，作者能够在一个更大的时空里充分展现人物的命运，并借此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审美理想。但毋庸讳言，正由于作者的思想非常成熟，所以笔下的人物有时候成了思想的代名词，缺乏真实感。在《凤凰琴》中刻画的真实、细腻、复杂，真正做到了所谓“贴着人物来写(沈从文语)”的张英才，在《天行者》中人物性格完全没有发展，甚至彻底被放弃，最后只是为了体现作者的理想才让他出现，读来不仅觉得突兀，而且也缺乏可信度。当然，这可能是读者对作者的一种求全责备吧，对于刘醒龙这样优秀的小说家，读者有理由要求他写得更好。”

　　曾经有位批评家在某报上发了一整版评论文章，足有万八千字。有人见到他时提到他的这篇文章，这位老兄尴尬地一笑说：那篇文章只有最后两句话是真的。最后两句话是批评的，是挑毛病的，其他全是假话，废话。

　　中国目前没有突出的大师级作家，也没有可以与《魔山》《我的名字叫红》《耻》《金色笔记》《钢琴女老师》《世界末日之战》这样的作品相比的长篇，中国也不见大批评家身影。但，在浩如烟海的杂志中，偶尔也会有些好文章令人亮眼的。即使网络写手，也会有令人眼亮的批评文字，而且网络上的自由，会使批评放得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真正的批评家会从网络出来的。而且网络的意义在于撕掉假面具，还批评与人性的本真面目。

　　中国作家不乏好短篇的，比如，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受戒》，比如沈从文的《边城》，史铁生的《命若琴弦》等这些中短篇脍炙人口，我们的长篇小说每年涨潮般堆涌，却没有一部这样的名著供人爱不释手。假如长篇小说也能写出这类的文本，操这种透明的话语，简直可以说是集一个民族的叙述智慧的合力，《红楼梦》就是这样的长篇，经得起反复阅读，那文字后的历史令世世代代叹为观止。自《红楼梦》以来，长篇小说的写作的探索，忽东忽西，忽左忽右，似乎始终地弯曲摇摆之中行到弯路。我们的作家，过于贪大，喜欢史诗，却把平凡的生活，人间烟火忽略。中国的文学，常常是以小见大，方寸之间看到气象，而不是从阔大的形而上出发，穷极琐碎生活。由下而上，从小到大，那才是我们的传统。倘把这一点丢掉了，那么便会让人误入虚假、空幻的天地，读者与其隔膜甚至不买帐，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作家们还没有找到写好长篇小说的金钥匙，至少目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