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日历已撕到50年代的中期了！

　　像各地一样，广州市的城镇农村发生了许多变化。街道上两旁的商店里由私人经营的买卖，挂上了公私合营的招牌。农村里的农民也由原先的互助组过渡到初级农业合作社，现在又要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了。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到处都是人声鼎沸、锣鼓喧天！这边的街头里在庆祝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胜利，那边的村落里在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大会。

　　这时，袁淑芬正在广州市城南的珠江中学里实习。这所中学座落在穗城河南新滘中山大学附近的下渡村里，校园外不远处就是珠江。广州市教育局把诸多的中学里，按数字排列，已将珠江中学更名为广州市第六中学了。

　　实习期间，袁淑芬表现突出，得到带教老师的肯定和称赞，实习成绩优异。学生们非常喜欢袁淑芬这位实习老师，每次组织校外活动，袁淑芬都重视寓教育于活动之中，使活动进行得既生动又活泼，颇受学生的欢迎。

　　然而，面对着学生异常活跃的思维，袁淑芬也有被孩子们难倒的时候！

　　有一次，她带学生到越秀山去活动，一位学生指着路边的那棵榕树说：“袁老师，榕树为什么跟别的树木不同，在树枝干上长出了这么多的胡须来？”

　　袁淑芬笑了，说道：“胡须？你说得真形象，也回答了你提出的问题。这跟男人、女人是人的道理一样，女人没有胡须长出来，而男人呢就像这棵榕树，把胡须长出来了！其实这榕树的胡须就是榕树长出来的气根，这气根一直往下伸去。”

　　又有一次，她带领学生到市区的公园里表演节目，庆祝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胜利。回来时已是晚上11时了！她只好租了一艘木船把学生载回学校去。学生们看到停在岸边烟花女接客的一排花船，问袁淑芬道：“袁老师，这些烟花女也是资本主义的吗？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改造成功了！我们为什么不对这些烟花女也进行改造呢？”

　　袁淑芬说：“谁说不改造？正改造着呢！”

　　学生继续问：“那为什么还给她们在那里接客？”

　　袁淑芬想了想，反问学生道：“你们每个人的模样为什么都会有点儿像自己的父母呢？这是遗传吧？而一个社会转到另一个社会，这过程多少会把原来旧社会里的东西带到新的社会里来，这叫做烙印吧？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脱胎而来的，还遗留下像烟花女这样的社会丑恶现象不足为奇！当然啰！要改造她们也还需要一段时间，你们说呢？”

　　一位学生仍有疑问，说：“袁老师，我们上历史课时，不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大步跨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走进社会主义的吗？”

　　袁淑芬觉得这问题有点儿复杂了！也只好敷衍着对学生说：“我认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因素，而这因素现在又遗留到社会主义里来。

　　恐怕只能是这样解释吧？”说完，她自己心里也嘀咕起来：“这问题学生不会再问了吧？再问下去，我可是不学无术了！”

　　袁淑芬实习的这个班，是学校里唯一的一个侨生班。班里大部分是归国侨生，有小部分是港澳学生和南下干部与军烈属的子弟。班里最喜欢向袁淑芬提出问题的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小阮，是越南北方回来的；另一个是小宁，是马来西亚马六甲回来的。袁淑芬万万没有想到，她在第六中学当实习老师时的这两位学生，竟会跟随着她，后来也当了教师。

　　1956年夏，袁淑芬完成了她在广州市第六中学的实习任务，回到师范学院后不久也就毕业了。她被分配到位于广州市区的一所师范学校任教。

　　这一年，广州市为了迎接教育发展的新高潮，大办师范学校，培养更多合格的小学教师和幼儿园教师，在广州市西村就有普通师范、幼儿师范3所学校，简称一师、二师和幼师，人们称它们为“兄弟姐妹学校”，因为3所师范学校组成了三角形，座落在同一个地域内。

　　袁淑芬到任后，就忙于接待新生的入学工作。由于各中学都动员初中毕业生报考师范学校，入学后3年的学习又有膳食的免费优惠，吸引了大批考生前来应考。考生里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叫做：“师范，吃饭，有书读，不乞饭！”

　　袁淑芬担任普一（3）班的班主任。因为她是团员，兼管学生团总支的工作，每周讲授4个班的政治课共8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