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家家户户开始种桑树、种茶树。我家也不例外。虽然我爸不在家，可是这种赚钱的步伐不能落下。

　　我妈为了能尽快赚钱，还养了一头母猪。她脚不着地干农活，忙得和陀螺般。我和我弟跟在后面，忙得和小陀螺般。

　　张老师没有来我家家访，我妈没时间和锦鹏妈妈等人交流；我姐倒数第二的成绩我妈并不知道。

　　我妈想法比较简单，想着我姐性子有些倔，和同学关系没有处好实属正常；等我姐年纪大些懂事了，自然就好了。至于我姐的成绩，期中考试能考双百，期末考试想来也差不到哪里去。所以我姐没有告诉她成绩，她并没有在意。

　　我爸赶在过年前回来了。他赚的钱，加上家里卖兔毛、卖小猪赚的钱，我家终于把计划生育的一千块罚款给交上了。

　　关于罚款的事情，还有细节。

　　我妈有个发小曾优芬在镇政府工作。那时计划生育才开始实施，什么结扎、罚款之类的大家都还糊里糊涂。我家三个孩子，政府通知需要交罚款。我妈就去向曾优芬咨询意见。

　　曾优芬说：“欣晴，国家这次实施的力度挺大的。罚款是肯定要罚的；早交早好。按我说，我现在就带你过去，你交上五十块钱，让他们把你们在计划生育罚款单上的名字一划。这样，这事就了了。”

　　我妈犹豫了下，说：“优芬，我回去和我家那口子商量商量。”

　　商量的结果，是按兵不动。我爸咨询了他的几个朋友，比如雯雯的爸爸乾忠。大家都说，这项政策实施时间长不了，国家是闲着没事干；生几个孩子自古都是命中注定，怎会有“人为控制、多生还罚款”一说？谁早交罚款，谁是傻蛋。国家只会收钱，不会退钱。到时候政策取消了，交上去的钱就打水漂了。

　　我妈犹豫不决，加上当时家里还负有外债，穷得叮当响，连五十块钱也没有。这事便不了了之了。过了没多久，这罚款数额越变越大，终于成了一千块钱。

　　去交罚款的时候，我妈去曾优芬那坐了会。

　　曾优芬调侃说：“让交五十的时候你不交，一千块就巴巴送钱来了。”

　　我妈笑得尴尬，说：“让交五十的时候，家里真的没钱。这会，终于攒到一千块钱了。”

　　曾优芬说：“你呀，就是不信我。要是你知道五十块几年后会变成一千块，就算借钱，也会把这钱先交了。”

　　我妈嘿嘿傻笑。

　　交完这一千块钱的罚款，我家真的实现了“无债一身轻”。过年的时候，我妈破天荒买了几条带鱼，猪肉买得也比往年要多。

　　我们那吃年夜饭，鱼是一定要有的。如果家里实在穷得揭不开锅，没有钱买鱼，就用“芋艿”代替。方言里，“鱼”和“芋”，跟“余”的发音是一样的，取“年年有余”的寓意。我家一般买的是鲢鱼，价格不贵，而且肉厚刺少。

　　鸡肉一般也会有。家家户户都会养上几只鸡过年。鸡是用清水煮的，不加任何配料。吃的时候切成一块块放在盘子里，蘸着酱油吃。

　　猪肉一般也会有，就是多少的问题。猪是用草啊青菜啊大豆啊玉米啊等物喂大的，再加上平时没大事也吃不上肉，所以这猪肉的味道，尤为喷香。一般做红烧肉，用酱油、老酒煮。

　　还有一份，是老豆腐。老豆腐有两种做法。

　　一种做法，是用“菜籽油”煎。把老豆腐切成片片，厚度约为0.5cm。菜籽油烧得冒青烟了，意味着这油熟了。就把老豆腐小心地放入锅中，一片片摊开煎。煎完一面煎另一面，煎得两面都黄灿灿，均匀撒上盐，就可以出锅了。

　　之所以强调菜籽油，是因为我们那炒菜一般用猪油。吃年夜饭前需要先祭祀。有些祖先是吃斋念佛的，换言之，是吃素的。所以必须有一碗菜是素的，这样她们才有菜下饭。人都说，寺庙里的和尚都是吃青菜豆腐的，代表着清心寡欲。所以我们那也选豆腐做素菜。菜籽油是植物油，不是动物油。也可以归为“素”。

　　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把豆腐切成一小块一小块，放在碗里，和米饭一起蒸。我们做饭用的是大锅，米浸水放在锅底，锅上放一个“钢架”，钢架上放那碗豆腐，和别的需要加热的菜。

　　钢架分为两种。一种是铝制的扁平架子，上面有一个个孔，用来透气。还有一种是竹制的。钢架放在锅的哪个部位取决于钢架的大小，因为固定靠的是钢架与锅沿的自然贴合。平时做饭用铝制的钢架，它放在锅中间部位。需要煮一大锅饭的时候，就用竹制的钢架；它比较大，搭在锅的最上面。相应的，有不同的锅盖。一种锅盖是平的；另一种锅盖形状像毡帽般盖在锅上，只不过没有帽檐，也更为有棱有角。

　　除了上述这几个菜，别的菜可以自由发挥。一般会凑足八个菜，或者十个菜。

　　吃年夜饭的时候，我妈看我们三个孩子吃得很欢，说：“大人好好赚钱，小孩好好学习；我们家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我们三个孩子没有吭气，继续埋头吃菜。

　　我妈说：“安莲，你听见了吗？要好好学习，给弟弟妹妹做好带头作用。”

　　我姐含糊不清“嗯”了一声。

　　我爸突然问：“安莲上学了，考得怎么样？”

　　我姐停下嚼菜的动作，身子抖了一下。

　　我妈给我姐夹了一块鸡肉，笑着说：“期中考试的时候，她考了双百呢。她们班就两个人考了双百；她和晓兰并列第一。你知道晓兰吗？就是江俊的女儿。”

　　我妈特意提到晓兰，是因为晓兰是江俊的女儿。而江俊，在村东头的信用社工作。他是居民户口，领着工资，和一般农村人家不一样。江俊不是一般的农民，他女儿自然也不是一般农民的女儿可以相比。我姐竟然和他女儿考得一样，这，很了不起。

　　我爸果然开心不已，说：“安莲真厉害！多吃点，再接再厉。”

　　我姐微微红了脸，可还是一句话都没有说。她默默吃着带鱼，吃着鸡肉。

　　我和我弟则用崇拜的目光看了眼我姐，然后继续吃鱼吃肉。

　　过完年，我弟六岁，我七岁，我姐九岁。

　　过完正月十五，我爸又出门打工去了。我姐照样上学，我妈带着我和我弟照常忙活。两个月后，我爸回来了。他这次没有给我们三个孩子带好吃的，也没有带钱，连行李都没有带。他面容憔悴、神色怪异，避开我们三个孩子，和我妈说要离婚。

　　我妈最早看见我爸胡子拉碴的样子，以为我爸所在的工程出事故了，正想安慰安慰他。谁知我爸冒出那么两个字。我妈大吃一惊，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她一脸狐疑，问道：“离――离婚？”

　　我爸点了点头，说：“不错，离婚。”

　　日子才刚刚好转，居然提出离婚。那年头大家为吃饱穿暖而忙活着，哪里有离婚一说？大家都是农民，像我爸这种带手艺、在外打工的人不多。大家只隐约知道“离婚”这两个字的含义，却没有谁家真的离婚过。

　　我妈声音颤抖，说：“为什么？”

　　我爸显然已经琢磨很久了。他回答说：“我和你结婚后，没有过过一天的好日子。每天不是干活，就是干活，连懒觉都没得睡。我太累了。”

　　我妈说：“我们家三个孩子负担重，你家又没有什么家底。白手起家自然要累些。你看村里，谁家不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