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人很多。松岭公司的老同事，小区的邻居，菜市场的菜贩，松岭小学的老师。黄哥的老伴从福建赶来了，拄着拐杖，站在灵堂前鞠了三个躬。她老了，头发全白了，但精神还好。她说黄哥走的时候交代过，凤娟姐走了，一定要来送送。理发店老板娘从广州来了，哭得比谁都厉害，眼睛肿得像核桃。她拉着刘建芳的手说，建芳，你王婶走了，你怎么办。刘建芳没说话，拍了拍她的手背。刘姐从罗湖来了，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但还穿着自己做的旗袍，素白的，袖口别着一朵小白花。

　　孙小勇带着女儿来的。女儿还小，不懂什么是死，指着遗像问：“爸爸，这是谁？”孙小勇说这是王奶奶。“王奶奶去哪了？”孙小勇说去了天堂。女儿又问天堂在哪，孙小勇没回答，把她抱起来，让她给王奶奶鞠了个躬。女儿弯下腰，学得很认真。

　　出殡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照着深圳湾，海面上波光粼粼，像撒了碎金。灵车从松岭大厦出发，经过深南大道，经过松岭小学，经过福田的松岭花园。路两边，凤凰木还没开花，但叶子绿得发亮，在阳光下泛着光。林芝坐在灵车上，看着窗外那些熟悉的街道，那些他们盖的楼，那些他们种下的树。他把每一栋楼、每一棵树都记在心里。

　　王凤娟的骨灰分成两份。一份留在深圳，葬在南山墓园，和李树生并排。墓碑是黑色的，上面刻着她的名字“王凤娟”，旁边刻着一棵枣树，树干上系着红布条。刻碑的师傅是林芝找的，五十多岁，手艺好，看一眼照片就能刻出七八分像。

　　另一份带回松岭，撒在那棵老枣树下。王凤娟生前说过，她想回去看看，回不去了，就让骨灰回去。林芝和晏城带着那份骨灰回了松岭。刘建芳也去了。孙大勇也要去，林芝没让，说公司还有事。孙大勇说王婶走了，我送送都不行？林芝没说话，晏城说我陪你，你留下，他看着孙大勇的眼睛。孙大勇没再坚持，站在南山墓园的门口，看着灵车开远。

　　开车走高速，一天就到了。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树干更粗了，枝叶更密了，树荫能遮住半条路。树下坐着几个老人，眯着眼看着他们。刘婶还认得，拉着林芝的手说：“你是小林？凤娟呢？”林芝说她走了。刘婶愣了一下，眼泪流下来了，顺着脸淌到脖子里。她把林芝带到那棵老枣树下，树枝上系着的那根红布条还在，已经褪成了白色，边角起了毛。树干上那两个字还在，“凤娟”，李树生刻的，笔画有些歪，但一笔一划都清楚。

　　林芝蹲下来，用手挖了一个坑。土很硬，他的手指磨破了，他也不停。晏城蹲下来，帮他挖。两个人的手都破了，血和土混在一起。刘建芳在旁边站着，眼泪止不住。王凤娟的那份骨灰掺进土里，撒在树根周围。林芝把土填回去，压实，用手掌拍平。

　　“王婶，您到家了。”

　　枣树还没发芽，枝丫光秃秃的，但树干上的刻痕还在。凤娟两个字旁边，多了一行新刻的小字“李树生、王凤娟”。笔迹很新，是李树生生前刻的，刻得不深，笔画也有些歪，但能看清。“李”字的那一横微微上扬，像在笑。林芝伸手摸了摸，凹槽里积着灰尘，他用袖子擦干净。

　　刘建芳站在旁边，把那朵玉兰花木雕放在树下。那是李树生刻的最后一朵花。花瓣薄得透光，花蕊处刻着一个小小的“凤”字，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她把木雕用一块石头压住，怕被风吹走。石头是李树生从前磨刻刀用的，磨得光光滑滑，边角圆润。风吹过来，松树哗哗响，像是在说话。

　　回深圳的路上，林芝一直在看窗外。晏城开车，没说话。刘建芳坐在后座，也没说话。车过山海关时，林芝忽然说：“晏城哥，咱们也老了。”

　　晏城没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老了，也还在。”

　　回到深圳，已是深夜。深圳湾的灯火通明，深南大道上车流如河。林芝站在松岭大厦顶层的窗前，看着这座他们建设了几十年的城市。那些楼，那些路，那些树，都是他们亲手种下的。那些楼里的灯，一盏一盏，亮着，灭了，又亮了。那些路上的人，一个

　　第113章 启程

　　王凤娟走后的那个秋天，林芝在阳台上坐了很久。阳台上的两棵枣树并排站着，一棵是王凤娟种的，已经长到一人多高，枝头挂着几颗青枣；另一棵是从松岭老枣树下带回的土培育的，矮一些，也冒了新芽。晏城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碗姜汤，放在林芝手边。

　　“喝。”

　　林芝端起来喝了一口，辣，从喉咙一直热到胃里。他放下碗，看着晏城。

　　“晏城哥，咱们出去走走吧。”

　　晏城没问去哪里，只说了一个字：“好。”

　　第一站是贵州。孙大勇打电话来说的，他在电话那头声音很大：“林总，贵州那山沟沟里，好多孩子上学要走两三个小时山路，冬天光着脚，脚指头冻得像红萝卜。”孙大勇说到最后嗓子都劈了。孙小勇在边上喊了一句你小点声，孙大勇还是那么大嗓门。

　　林芝挂了电话，问晏城去不去。晏城已经在查地图了。他戴着老花镜，把地图册翻得哗哗响，说坐火车到贵阳，再坐汽车，要转好几趟。林芝说那就开车吧，晏城看了他一眼，林芝说你不信我，晏城把地图合上了。

　　开了两天才到那个县。最后那段路连导航都没有，沿着山沟沟往里钻，路面坑坑洼洼，林芝开得很慢，晏城在副驾驶上时不时说一句“慢点”。他们住在一个镇上的小旅馆里，床板硬邦邦的，被子有股霉味。晏城躺下去，半天没动。林芝问他在想什么，晏城说想从前在松岭的时候，炕比这硬，被子比这薄，倒也睡得着。

　　第二天一早，孙大勇从西安飞过来了。三个人站在那所学校门口，看着那两排破旧的教室。房顶的瓦片缺了不少，用塑料布补着；窗户玻璃碎了好几块，钉着木板。孙大勇从前在工地骂人不眨眼，现在蹲下来摸着一个孩子的头，眼眶红了。

　　“林总，咱们给孩子们盖所学校吧。”

　　林芝说好。晏城已经蹲在地上用手指挖土看土质了，扒开碎石和草根，捏了一撮土。他站起来，把那块土在手心里碾开，说地基能打，土硬实。

　　回深圳后林芝开了个会。他把贵州的情况说了一遍，陈小明第一个表态，说公司出钱。刘建芳知道了，从大理打电话来，说她也要出一份。她在电话那头说，钱放着也是放着，不如用在有用的地方。林芝问她店还开不开，她说开着，徒弟们管着，她偶尔回去看看。

　　孙大勇主动请缨去盯施工。他人在西安，坐高铁过来比林芝还快。林芝问他身体行不行，孙大勇说行，六十多岁，不算老。小李在电话那头补了一句，他血糖高，你帮我看着他。孙大勇争辩说我血糖控制得挺好，小李没理他。

　　贵州的松岭小学建了大半年。孙大勇在现场住了好几个月，黑了一圈，瘦了一圈。小李隔段时间飞过来看他，给他带药，给他带换洗衣服，给他带孙大勇最爱吃的四川泡菜。孙大勇嫌她麻烦，说你不用老来。小李说你以为我愿意来，我是怕你把身体搞垮了，孙大勇不吭声了。

　　晏城去验收的。他站在操场上，看着那栋崭新的教学楼，白墙灰顶，和福田的松岭花园一个样式。他绕到楼后面，蹲下来检查地基，用手摸了摸墙角，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说还行。林芝就站在他后头，问他怎么跑后头来了，晏城说看看地基牢不牢。林芝说又不是你盖的，晏城说看一眼踏实。

　　基金会是那年冬天成立的。名字叫“松岭小学基金会”，陈小明挂名理事长，实际管事的是一帮年轻人。林芝把自己这些年的积蓄捐了大半出去。晏城问他是不是捐太多了，林芝说够用了。晏城没再问，把自己的存折也放在桌上。林芝打开看了一眼，比他预想的多。他没算错只是没想到晏城这些年攒了这么多，更没想到他连问都没问就全摆了上来。

　　刘建芳捐了最大一笔。她在电话那头说，李叔和王婶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给他们积点德。林芝说他们不需要这个也能积德。刘建芳笑了，说她也是松岭出来的人，该出一份力。

　　他们把第一笔助学金发到了贵州那所小学。十来个孩子，每人每学期几百块。钱不多，但够他们买书本、交学费了。孙大勇去发的，他站在那里，拿着名单一个一个念名字。孩子们上来领钱，有的说了谢谢，有的鞠了躬，有的低着头不敢看他。孙大勇把红包递到他们手里，说好好念书，以后考大学，伯伯供你们。

　　第二年，云南的学校也建起来了。

　　刘建芳在电话里跟林芝说，大理下面有个县，比贵州那个还穷。路不通，学校塌了半边，孩子们在露天上课。林芝去看了，路修到一半就得步行，翻过两道山梁，下了一道深沟，鞋子缝里扎满细刺。刘建芳已经在村里住了好几天了，跟村民们一起吃苞谷饭，晚上睡在村委会的木板床上。

　　“建芳，你辛苦了。”林芝站在那块规划成校园的空地上，脚底下全是碎石子。

　　“不辛苦。比在店里做旗袍有意思。”

　　晏城蹲下来摸土质，石头太多，地基不好打。他跟林芝说，要用钢筋混凝土，地基得挖深。林芝说那就挖深。刘建芳说钱不够她再出。晏城站起来，掸了掸膝盖上蹭的灰泥，说够，就是慢点，急不得。

　　学校建了快一年。刘建芳在那边的村子待了两个月，晒得黝黑，手上磨出茧子，徒弟们打电话来说店里出了新款让她回去看看，她说晚点再说。当地人不知道她是个老板，只晓得她是“刘姐”，是从大城市来帮他们盖学校的。

　　林芝问她累不累，她说累，比缝纫机踩一天还累。但有意思。晏城听了一耳朵，没接话。过了一阵他补了一句有意思就行，脸也没转过来。

　　那些年他们走了很多地方。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青海。每一站都捐建一所学校，每一所学校都叫“松岭小学”。林芝没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晏城也没意见。

　　四川那所学校的选址在一座半山腰上，远处能看见雪山。周念恩义务做了设计，没要一分钱设计费。他用当地的石材，结合地形，把学校嵌在山坡上，像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周念恩跟林芝说：“林叔，这是我做过的最好的设计。”林芝说图纸比实物好看，周念恩愣了一下。林芝又说等你建好了我再来看，周念恩说好。林晓跟着他进山驻扎了两个月，天天跟施工队吃住在一起。周念恩有一次去看现场，发现林晓正蹲在脚手架上跟工人比划。他没喊他，林晓也没看见他，一直蹲在铁管上画图、解释、擦汗。周念恩后来才跟林芝说这孩子比他当年拼多了。

　　林芝说像你，周念恩没接话，低着头看自己的皮鞋。

　　晏城去验收的时候，站在操场上，扶着栏杆看远处的雪山。风很大，吹得他头发全白了。他说还行。林芝问他雪山好看吗，晏城说好看。林芝说那就多待两天，晏城说不用，下山路不好走，趁天亮早点回。

　　下山的时候林芝开车，盘山路又窄又弯，林芝握方向盘的手攥得发白。晏城坐在副驾驶上，隔一阵说一句“慢点”“前面有石头”“让一下那个拖拉机”。林芝一一照做，没嫌他嗦。拐过最后一个弯，前面豁然开朗，远处那片山间坝子在暮色里泛着碎金似的光。晏城没再开口，林芝瞥了他一眼，他已经靠在座椅上睡着了。林芝把空调调小了一档。

　　甘肃的那所学校在戈壁滩边上，风沙大，太阳毒。孩子们的脸上都红红的，嘴唇干裂起皮。晏城蹲下来给一个小女孩擦脸，小女孩不怕生，盯着他的脸看了好一阵，忽然说了一句“爷爷你脸上有皱纹”。晏城嗯了一声。林芝在边上说这个爷爷年轻时候比你跑得还快，晏城没反驳。小女孩不信，缠着晏城跑一个，晏城跑了两步，膝盖疼，停下来。小女孩笑了说爷爷骗人。晏城也笑了，褶子被风掀开又合拢。

　　林芝在边上看着，没笑。

　　那所学校的操场晏城坚持要铺塑胶跑道。孙大勇打电话来问，戈壁滩上铺什么塑胶，风沙一刮就埋了。晏城说铺上，孩子们摔倒不疼。孙大勇没再问，让施工队照办。小孩子们的体育课终于敢撒开腿了。晏城后来再去，塑胶跑道上几个孩子在追。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孩摔了一跤，拍拍膝盖站起来继续跑。晏城在边上站了一会儿。林芝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过了片刻晏城转身走向校门口，林芝跟上去，听见他说“没哭”，声音很轻，风一大就飘散了。

　　松岭小学基金会成立那年的年会，林芝没去。陈小明在台上讲话，说松岭这些年捐建了多少学校，资助了多少学生，拿了多少奖。台下坐着的人很多都不认识林芝了。孙大勇在台下坐着，听到“林总”两个字的时候眼眶又红了。小李在旁边给他递纸巾，他摆摆手没接，用手背使劲蹭了一下眼角。

　　那一年，林芝把便利店的灯芯从抽屉里翻了出来。煤油灯的灯芯烧了大半辈子，断成了两截，用胶布缠着，他一直没扔。那卷灯芯搁在床头柜最里层，压在一叠旧信和黑白照片底下。那天下午他把灯芯取出来，放在手心里看了很久。灯芯已经黑透了，胶布也松了，边角翘起来沾着灰。晏城走过来问他看什么，林芝把灯芯递给他。晏城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了看，攥进手心里也没再问。

　　后来他说了一句“留着吧”。林芝把灯芯重新放回抽屉，把抽屉推上了。

　　基金会越做越大，资助的学生越来越多。林芝和晏城每年出去一两趟，不是去捐建新学校，是去看看那些已经建好的学校。看看孩子们长高了没有，看看课桌椅坏了没有，看看操场上的塑胶跑道还完不完整。孙大勇退休后也跟着跑了几趟，反正他闲不住，在家待几天就浑身不自在。小李说他不是在工地就是在去工地的路上，孙大勇不承认，说自己也会做家务，昨天还洗了碗。小李说你把碗打碎了俩，孙大勇不吭声了。

　　有一次他们路过贵州那所学校，当年的校长已经退休了。他站在校门口等他们，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但声音还是那么洪亮，老远就喊林总、晏总、孙总。孙大勇笑着说还是叫大勇吧。老校长带他们去看了操场边新种的树，说是上一届毕业生种的。种了一排银杏，秋天叶子金黄。晏城站在银杏树下，仰头看了看，没说话。林芝问他要不要种一棵枣树，晏城说枣树在松岭就够了。

　　那天傍晚，三个人在学校门口的小馆子里吃了一顿饭。孙大勇又喝多了，红着脸说贵州的茅台好喝，林芝说那是习水大曲，不是茅台。孙大勇说都一样，都是酒。

　　刘建芳在大理的民宿开得越来越红火。她每年接待不少客人，有的从北京来，有的从上海来，有的从国外来。客人不知道她以前是做旗袍的，只知道这个老板娘话不多，但做菜好吃。店里的墙上挂着李树生和王凤娟的合影，老照片，黑白，边角发黄。那是林芝翻拍的，专门送了她一幅。客人问她照片上是谁，她说爸妈。客人说您爸妈真精神，她没纠正。

　　每年她会在松岭小学基金会捐一笔钱，不多不少，够一个孩子读到大学。林芝说不用每年捐，她说习惯了。她把那些孩子的来信一封一封收在抽屉里，和李树生刻的那朵玉兰花放在一起，用牛皮纸信封封好。信上有的字歪歪扭扭，有的句子不通顺，但每封她都看。看完折好装回去，信封上什么也不写。

　　有一年一个受资助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来信说想见她。刘建芳去了那个孩子的老家，在四川乡下坐了八个小时的火车、两个小时的中巴、又搭了一位老乡的摩托才到。孩子站在村口等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校服，手里攥着一把野花。刘建芳接过花，没哭，把花插在民宿大堂的老陶罐里，过了好一阵花瓣全蔫了也没扔。后来那片花瓣夹在她床头一本闲书里，又干又脆，手一碰就碎。

　　松岭中学办了几十年。晏阳站在校门口，看着一届又一届学生进进出出，头发从黑变灰，从灰变白。教学楼翻新了好几回，操场也换了好几次塑胶跑道，只有校名石上的字还是他自己写的，瘦金体，骨力清劲，一笔都没补过。

　　林芝有时路过学校，会停一下，隔着铁栅栏往里看一眼。晏阳在操场上，跟一个年轻老师说话。他瘦了，背也驼了，但站在那里，腰板还是直的。林芝不走进去，看一眼就走。晏城问他怎么不进去，林芝说没什么事，晏城看了一眼晏阳，也没再问了。

　　晏阳至今未婚，住在学校旁边的教工宿舍里。客厅不大，书从地板摞到天花板，都是教育类、文学类，还有一些学生送的毕业纪念册。他每天早上去学校，晚上回宿舍，周末就去图书馆翻期刊。逢年过节，学生会来看他。有时候是刚毕业的，有时候是毕业多年的。他们带着孩子来，喊他“晏校长”。孩子喊他“爷爷”。他应着，从抽屉里拿出糖果，每个孩子分两颗。糖果是楼下小卖部称的散装硬糖，什锦口味，年年不重样。他叫不出每种糖的名字，但知道哪个味儿甜。孩子们走的时候，他会送到楼下，站在单元门口，目送他们走远。

　　林芝和晏城去漠河看雪，是孙大勇撺掇的。孙大勇说你们走了那么多地方，都是往南，往北也去去。林芝问晏城去不去，晏城说去。林芝说那地方零下三四十度，晏城说不让冻着。林芝又说你身体吃得消吗，晏城说试试。

　　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林芝嫌远，晏城说不急。窗外的风景从绿到黄，从黄到白，站台越来越小，车厢里的人越来越少。车窗上结了霜，林芝在玻璃上写了一个“松”字。晏城看了一会儿，用手指在旁边加了一个岭字。两笔，写得很慢，车窗上洇出一层薄薄的水珠。

　　到了漠河，零下三十多度。晏城穿着最厚的棉袄，还是冷。林芝把在松岭时的狗皮帽子都翻出来了，帽子早就旧了，毛也塌了，但帽檐上还有当年晏城缝的针脚。他把帽子扣在晏城头上，晏城没摘，帽子把耳朵捂住了，捂得严严实实。

　　他们站在界碑旁边，看黑龙江对岸的俄罗斯。江面冻得瓷实，雪没过脚踝。林芝怕晏城滑倒，扶着他，晏城说不用扶，林芝没松手。太阳很低，挂在树梢，光线软绵绵的，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淡而长，投在雪面上，像两棵老树的枝丫。

　　“晏城哥，你说这雪，跟松岭的像不像？”

　　晏城蹲下去，抓了一把雪。手套太厚，攥不住，雪从指缝漏下去，落在鞋面上。他没再抓，站起来说松岭的风比这儿硬。那年冬天你刚来松岭，穿着单鞋，脚冻得走不动路。林芝愣了一下说你还记得。晏城没接话。他摘下一只手套，把手伸进军大衣兜里，在里面摸索了一阵，然后把林芝的手牵了过去。两个人的手指头在衣兜里慢慢交握，谁也不说话。

　　漠河那趟回来以后，林芝觉得差不多了。地方走过了，雪看够了，人也累了。陈小明打电话来问要不要再去海南，林芝说不去了。陈小明说那边暖和，林芝说暖和也不去了。晏城在旁边听见了，没吭声。林芝挂了电话，问他你想去就去，晏城说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那年底，林芝把那盏煤油灯从储物间找了出来。灯座落了灰，他用软布擦干净，又擦了一遍。灯罩没碎，灯芯已经烧没了，只剩下铁皮灯座和玻璃灯罩。他试着拧了拧开关，旋钮和铁皮锈在一起拧不动。晏城拿过去，用机油润了几分钟，旋钮转开了，铁皮的锈迹也没擦干净，他不再费那个功夫了。

　　他们没再点灯。林芝把灯放在阳台的茶几上，和那两棵枣树并排放着。白天晒太阳，晚上看月亮。煤油灯在阳台上一放好多年。铁皮上的锈迹在深圳的潮气里蔓延开，遮住了当年他轻手涂上去的那层薄薄的防锈油。

　　第114章 回

　　从漠河回来以后，林芝在阳台上摆了一把新椅子，放在晏城那把旧椅子旁边。两把椅子并排，朝着深圳湾的方向。每天傍晚，他们坐在那里，看太阳落下去，看灯亮起来。晏城的话越来越少，林芝也是。但两个人坐在那里，不说话也不觉得尴尬。风吹过来，枣树叶哗哗响，像是有人在说话。

　　贵州那所学校的银杏树长得老高了。孙大勇去看了，站在树下拍了张照片发过来。照片里他穿着件旧棉袄，头发全白了，但腰板挺直，对着镜头竖大拇指。小李在底下评论说他又胖了，孙大勇回了个翻白眼的表情。林芝看着那张照片笑了，晏城凑过来看了一眼，说还行。

　　孙小勇的闺女考上了大学，去了北京。孙大勇高兴得不得了，逢人就说，我孙女，考上北京了。人家问哪个大学，他说北京体育大学。人家说那是好学校，他说那当然。孙小勇在边上说是考上了，以后出来当体育老师。孙大勇说体育老师也是老师。孙小勇没跟他争，给他倒了杯茶。

　　周念恩和林晓还在成都，房子换了更大的，四室两厅。张秀英每年去住几个月，帮他们做饭、收拾屋子。周建军退休后也跟过去了，白天在小区花园里下棋，傍晚去幼儿园接孙子。有一次林芝给他打电话，问他接孙子是啥感觉，周建军想了想，说腿酸。

　　张秀英在厨房里喊了一声，电话那头模模糊糊听不真切。周建军应了一声，匆匆说了句你保重，就把电话挂了。林芝握着手机听了一会儿忙音，才把手机放下。

　　刘建芳在大理的民宿扩大了。她把隔壁的院子也租了下来，打通，做成书吧和茶室。生意更好。客人来自天南海北，有的走的时候说刘姐我下次还来，有的说刘姐我介绍朋友来。她淡淡笑着，说不谢。每年春天她会回深圳一趟，给王凤娟和李树生上坟，给林芝和晏城带一箱自己晒的玫瑰花茶。花瓣是大理院子里种的，开得正盛时摘下来，铺在竹匾上，在大理的日光下慢慢晾干。玫瑰的香味冲得很。

　　“建芳，你一个人，不孤单？”林芝有一次问她。她正在泡花茶，头也没抬说不孤单。林芝没再问。她把茶端给他，说这里有院子，有花，有书，有客人，够了。

　　松岭中学又送走了一届毕业生。晏阳站在校门口，看着孩子们拖着行李箱往外走，有的大包小包，有的轻装简行。他们跟他招手喊晏校长再见，他微微点头，说路上小心，到了报平安。人群散尽后他一个人站了很久，转身慢慢走回校园里去。银杏叶子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响，金黄色铺满了整条校道。

　　班主任递来一份请假条，说一个学生家里实在供不起了，下学期可能不来了。晏阳拿着那张纸去了一趟那个学生老家。山路不好走，班车换小巴，小巴换摩的，最后一段全靠步行。他站在一间漏雨的土坯房里，把下学期的学费和杂费都给付了。他走的时候学生的母亲追出来，手里塞给他一塑料袋鸡蛋，硬邦邦的，还带着母鸡的体温。他说不用，学生母亲说您路上吃。鸡蛋他一个没吃，带回深圳煮了，壳上磕出细纹，蛋黄的成色很足。

　　林芝后来听说了，什么也没说。他给基金会打了一笔钱，指定用来资助松岭中学的贫困生。晏阳知道后给他打电话，电话那头声音很小：“林芝哥，够了。我也能动。”林芝说知道你能动。两个人在电话里沉默了一阵，晏阳先挂了。

　　那几年林芝和晏城又去了几个地方。不赶时间，不急着走路。有时开车，有时坐火车，有时坐飞机。晏城的腰越来越不行了，坐久了站不起来。林芝每次扶他，他都推开说不用，推了几次林芝还是扶。久而久之晏城也不推了，由他扶着。

　　每到一个地方，林芝会找当地的邮局，寄一张明信片回深圳。收件人写的是松岭大厦顶层，地址栏写着自己的名字。每张片子背后都只有日期和地名，没有一句正文。晏城在边上等他，把邮票贴端正，交给柜台。柜员问还寄别的吗，林芝说不寄了，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张补寄给晏阳，地址是松岭中学。晏阳后来把那些明信片收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一张也没丢。

　　甘肃那所学校的操场铺了塑胶跑道后，孩子们上体育课再也不用担心摔破膝盖。校长打电话来说，有个学生跑得快，被省体校选中了，是跑道太好的缘故。晏城说不是跑道好，是他跑得快。校长在电话那头笑了，说晏总您说得对。

　　校长又问晏总您要不要跟他说两句，晏城说不用，他又说让他好好跑，别受伤。后来那孩子在省运会上拿了奖牌，校长又打来电话，晏城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

　　四川那所学校建在半山腰上，冬天冷，教室里要生炉子。周念恩在设计时专门做了烟道，炉子放在墙角，烟囱穿过天花板从屋顶伸出去。周念恩自己也没住在工地，但隔段时间就去看，暖气片烫不烫，排烟顺不顺。晏城去验收时蹲下来摸每一组暖气片，最角落里那间教室冒了点凉气。施工队返工，把那间教室的暖气管道重排了一遍。

　　晏城说孩子脚冷就不爱走动，不走动身子就不暖。周念恩站在旁边没说话，等晏城站起来了才说晏叔您比我细。晏城说不是细，是老了怕冷。周念恩才发觉晏城说话的时候一直把右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指节蜷着没伸直过。

　　林芝有一次整理东西，翻出了当年那些信。信封已经泛黄了，边角卷起来，有的还用透明胶带补过。他把信捆好，用红绳扎着，放在李树生的木雕旁边。晏城看见了，没说话。林芝说这些信你还留着啊，晏城嗯了一声。林芝又说我也留着，晏城没应。两摞信挨在一起，一摞是晏城写的，一摞是林芝写的。

　　那些信里藏着他们最好的年华。信封上的字迹歪歪扭扭，有的洇开了，有的模糊了。林芝想拆开看看，犹豫了一瞬，又放回去了。晏城在边上说留着吧。那些信后来被林芝锁在床头柜的抽屉里，钥匙放在李树生刻的一只木头小鸟的翅膀缝里。小鸟栖在抽屉边沿，翅膀的缝隙刚好卡住那把极小的黄铜钥匙。它的翅膀没有合拢过，钥匙也没取下来过。

　　孙大勇的身体也不如从前了。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小李说他三高，他说三高算什么，我当年在工地，十层楼一天爬八个来回。小李说那是当年。孙大勇不吭声了。他每天早晚出门走路，绕着小区走，一圈，两圈，三圈，走完在凉亭里坐一会儿。跟他一起走路的都是退休老头，有的比他还老。他们边走边聊，聊退休金，聊儿女，聊身体。孙大勇从不聊深圳的事，聊他在深圳盖的那些楼。那些老头说深圳啊，我去过，高楼大厦，挺漂亮。孙大勇想说他盖了其中的几十栋，想了想，没说。

　　周建军一直在学二胡，学了两年，还拉不成调。邻居投诉了好几次，张秀英让他去公园练，别在家里扰民。他每天下午背着二胡去公园，找个没人的角落，一拉就是一个多小时。林芝有次路过那座公园，循着一路的二胡声找到凉亭，看见周建军坐在那里，低着头，弓子在两根弦间笨拙地推拉，手指在琴杆上慢慢找位置。他站在树后听了一阵，没有过去。晏城问他是谁在拉。林芝说建军。晏城没再问，站了片刻先转身走了。林芝又听了一会儿，旋律还是不连贯，但有几弓意外的干净，拖在风里像一句没说完的话。

　　刘建芳在大理养了一条狗，黄狗，土狗，从路边捡的。刚捡回来的时候瘦得皮包骨，养了半年胖了两圈，毛色发亮，跑起来耳朵一颠一颠的。她给狗起名叫“小松”，她说小松是小松岭的松。小松每天跟着她去菜地，她去浇水，它趴在田埂上晒太阳。她蹲下来拔草，它也凑过来用鼻子拱土，拱得满脸是泥。她去寄明信片的时候，小松蹲在邮局门口等她，尾巴在石阶上扫来扫去。她偶尔会给林芝打视频电话，把镜头对着小松，说林哥你看，小松又胖了。林芝在屏幕那头笑，晏城也凑过来看，说还行。小松对着镜头叫了一声，尾巴摇得更欢了。

　　松岭小学基金会那几年资助了几百个学生。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已经毕业工作了。他们写信来，有的写得很长，有的写得很短。信的内容各有不同，但信纸上开头那几个字都差不多“我叫某某某，家住某某村，现在在某某大学读书。感谢林叔叔、晏叔叔、孙叔叔、周叔叔、刘阿姨、王奶奶、李爷爷……”那些称呼挤在一起，读了让人鼻酸。负责台账的小姑娘把每一封都按年份、资助人和学生姓名归档。林芝从来不看这些档案，晏城一次也没借过。

　　但后来林芝看到一封落款地址写着“贵州松岭小学”的信，信是张国强写的，他不认识，信纸边角缺了两块，被虫蛀过更早之前的痕迹了。张国强在信里说他已经大学毕业了，在县城当老师。他教语文，也教体育。他说他念书那几年，冬天教室里有暖气，夏天有风扇。他说他坐在亮堂堂的教室里，常常想起那些资助他念书的人。他说他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当了老师以后，每年开学第一天，都会在黑板上写四个字“松岭小学”。

　　没有署名，那行字写在信纸背面最底下，铅笔写的，淡得快看不清了。林芝刚把信纸翻过去，晏城从背后走过来把信抽走，慢慢把那行淡得快没有的铅笔字看完了。他把信纸还给林芝，等了一会说张国强，这名字取得好。国强。不是国，是国强。林芝没问他这有什么讲究，晏城也没解释。

　　那年底，林芝和晏城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深圳的冬天不冷，阳光暖洋洋的，晒得人昏昏欲睡。晏城靠在椅子上，盖着一条毯子，眼睛半闭着。林芝在旁边看书，看了一会儿也看不下去了，合上书放在膝盖上。

　　“晏城哥，你还记得那年咱们在松岭，你帮我搬行李吗？”

　　晏城没睁眼，嗯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