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芝也来了，带了一瓶好酒。他坐在周念恩旁边，听他讲北京的事，讲清华的事，讲那些建筑大师的课。周念恩讲得不多，但都在点子上。林芝听完，点点头，说：“你比我强，我当年没学过建筑，边干边学，走了不少弯路。”周念恩放下杯子，认真说：“林叔，谢谢您。要不是您，我不会走这条路。”林芝拍他肩膀，“你自己走的。”

　　那天晚上，林芝和晏城沿着深南大道往回走。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一高一矮，在身后拖了很远。凤凰木换了新一茬花，夜风轻轻一吹，花瓣落下来，落在柏油路面上，零星的几点红。

　　第99章 千禧年

　　“晏城哥，念恩回来了。”

　　“嗯。”

　　“他像他爸，话少。不像大勇家的孩子，大勇家那个跑起来像一阵风，说话也像一阵风。念恩不一样，稳当，跟他爸一个样。”

　　晏城又应了一声，声音闷在夜风里，跟着那几片落花一道晃了晃。“他会盖出比咱们更好的楼。”停了一下又说，“那不是更好吗。”

　　林芝侧过脸看他的侧影。晏城没看他，眼望着前头深南大道上的车流。一辆公交车碾过落花，又一辆出租车掠过，尾灯在柏油路面划了两道弧。林芝收回目光。

　　“也是。一代比一代强，才好。”

　　林芝想起当年在松岭，煤油灯下，晏城也是这样不怎么说话。那盏灯早就灭了，那个小院也在记忆里褪色，但身边的这个人还在这里，和那年的坐姿都几乎没有变过。

　　周念恩的设计院离松岭大厦不远，隔了几条街。他每天骑着自行车上班，车筐里放着图纸和饭盒。他骑着车穿过深南大道的地下通道，再从市民中心旁边拐出去，一路要经过凤凰木和紫荆花交替的荫蔽。他偶尔会经过宝安的工地，那里还在忙碌，孙大勇戴着红色安全帽，站在围挡外面。经过福田的工地，那里已经建成了一片住宅区，名字叫松岭花园，当年开盘时四千多一平，现在涨了不知多少。当年在一期工地上绑钢筋的工人们很多已经离开了深圳，有的回了老家，有的去了别的城市。也有几个留下来，在这片小区里买了房。周念恩每天早上骑自行车经过时，偶尔会想起他爸说过的那句话：

　　“好好干，别给松岭丢人。”

　　他从来没有一刻忘记。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圳。

　　深南大道两侧挂满了迎接新千年的横幅，红底白字，写着“迈向二十一世纪”。路灯杆上扎着彩旗，风吹过来哗啦啦响。从上海宾馆到世界之窗，每隔几十米就有一组灯光装饰，串灯、射灯、霓虹灯，把整条路照得亮如白昼。市民中心广场上搭了一个巨大的舞台，背景板是蓝色的星空图，上面写着“2000”四个数字，用了金粉描边，镁光灯一照，晃得人眼花。广场四周摆满了花坛，菊花、一串红、矮牵牛，拼出“千禧”字样，红黄相间，层层叠叠。

　　傍晚六点多，天还没全黑，广场上已经聚了不少人。年轻的情侣牵着手，一家老小推着婴儿车，外地来的游客举着相机到处拍。小贩推着平板车在人群中穿行，荧光棒、气球、小国旗，生意好得不行。几个孩子围着小贩，手里的零钱攥得湿漉漉的，叽叽喳喳地叫着。

　　松岭大厦顶层，林芝站在落地窗前，俯瞰着这座他待了快二十年的城市。远处市民中心广场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虽然隔了这么远，那种热闹的气息好像还是能传到。近处的深南大道上车流如织，车灯拉出一道道流光。办公楼里早已没人了，整栋大厦安安静静的，只有中央空调的低频嗡嗡声。

　　晏城从书房走出来，手里拿着两杯茶。他把一杯放在林芝旁边的茶几上，端着另一杯站到他旁边。

　　“几点了？”

　　“快七点了。”林芝低头看了眼手表，那是一块老款的上海表，表盘已经泛黄，钢带也换了不知道第几根，但他一直戴着。“广场上八点开始有节目，咱们要不要去？”

　　晏城想了想。“人太多。”

　　“也是。”林芝笑了，“就在这儿看吧。看得清楚。”

　　两个人看着窗外，一时谁也没说话。远处的烟花还没开始，但广场上的灯光秀已经亮起来了。探照灯在夜空中扫来扫去，把云层染成淡紫色。天边最后一线暮色被霓虹吞噬，整座城市从傍晚的温柔过渡到夜晚的喧嚣。

　　“晏城哥，”林芝忽然开口，“你还记得八十年代那年除夕吗？在松岭，王婶炖了一锅肉，你喝多了，靠在我肩上睡着了。”

　　晏城侧过头，灯光映着他的脸，那道从额角延伸到眉骨的旧疤在暖色光里几乎看不出来。“记得。”

　　“那时候你说，以后年年都要一起过年。”

　　晏城顿了顿。“记得。”

　　林芝没再说话。他想起了那间土坯房，想起那盏煤油灯，想起王铁柱坐在门口抽烟的身影，想起李树生刻木雕的侧脸。那些人，有的走了，有的老了，有的还在身边。那些年的雪，那些年的风，那些年的煤油灯，都远了，但又好像就在昨天。窗外一个烟花猛地炸开来，把他的回音盖住了。

　　王凤娟和李树生在家里看电视。李树生坐在沙发上，腿上盖着一条薄毯，手里的刻刀还在动。

　　“老李，你别刻了，看电视。”王凤娟坐在他旁边，手里织着一件毛衣。毛线是大红色的，她说要给周念恩织条围巾，本命年穿红吉利。

　　“听着呢。”

　　电视里，主持人正在倒计时。王凤娟放下毛衣针，跟着念：“十、九、八……”李树生不刻了，放下刻刀，抬头看着屏幕。“七、六、五……”王凤娟的声音在抖。“四、三、二、一！”烟花在屏幕上炸开，也在窗外天边炸开他们住的楼层不高，但透过阳台也能看到远处那片跃动的光。王凤娟转过头，看着李树生。“两千年了。”李树生点点头。“嗯。”他伸出手，握住了王凤娟的手。王凤娟没抽回来，窗户上映出他们两个挨在一起的影子。

　　世纪钟声敲响了。深南大道上的车一起鸣笛，悠长的、短促的、高亢的、低沉的，汇成一片声浪。市民广场上，人们欢呼着，拥抱着，笑着，哭着。酒杯碰在一起，烟花一朵一朵在夜空里绽放，红的，绿的，金的，紫的，把整座城市的头顶都染成了彩色。有人在喊“新年快乐”，有人在喊“我爱你”，有人在喊“祖国万岁”，那些声音搅在一起，分不出谁是谁。

　　林芝和晏城没有拥抱，也没有碰杯。两个人并肩站着，手垂在身侧，小指偶尔碰在一起又分开，然后晏城把它握住了。隔了好一阵，烟花才渐渐稀了，人群的声音也远了，只剩下零星的鞭炮声。

　　“林芝。”

　　“嗯。”

　　“二十一世纪了。”

　　“嗯。”

　　“咱们还能干好多年。”

　　林芝笑了笑。“那可不，你还欠我十万彩礼呢。当年说好了，那块地才抵了一半。”

　　晏城又握住他的手，指尖摸到那枚老茧，拇指在上面缓缓压了一下。“那块地，现在值好几个十万了。”

　　“那你还欠我一半。”林芝认真道。

　　晏城嘴角淡淡弯了一下。“行。下辈子还。”

　　孙大勇家也在看跨年晚会。小李坐在沙发上，抱着靠枕。孙小勇不在家，他在省队训练，没回来过年。电视里主持人还在激动地说着什么，孙大勇却一直走神。

　　“大勇，你想啥呢？”小李碰碰他。

　　“想小勇。不知道他在那边冷不冷。队里发没发棉袄。”孙大勇说着掏出手机看了一眼，信号满格，但没有未读消息。

　　“你就别操心了，那么大了。”小李说归说，自己却也拿起手机查了一下省城的气温。零下十一度，体感温度更低。她把手机屏幕往孙大勇那边转了转。

　　“我知道。就是惦记。”

　　屏幕上烟花又炸开了，孙大勇看着那片花，忽然说：“两千年了。”以前做梦也想不到。小李靠过来，把脸埋在他肩上。孙大勇也不动了，两个人就这么靠在一起，看着电视里一片一片的焰火。电话响了，孙小勇打来的。“爸，妈，新年快乐！”声音大得连隔了两张沙发的座机都在震。孙大勇把免提打开，说新年快乐。小李说穿厚点，别冻着。孙小勇说知道了，那边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听不太清。他大声又喊了一遍新年快乐，电话挂了。孙大勇把手机放在茶几上，亮着屏看了好一会儿才灭掉。

　　周建军家最安静。张秀英在厨房洗碗，周建军在阳台上站着。小女儿已经睡了，大女儿周念恩在北京工作，暑假才回来。周建军抽着烟，看着远处的烟花。一朵一朵，起来又落下，起来又落下，像他这些年的日子。他想起刚来深圳那年，一个人站在工地上，也是这样看着烟花。那时候他想，什么时候才能在这座城市有个家。现在他有了家，儿女双全，日子过得不差。

　　张秀英洗完碗出来，走到他身边。“外面冷，进去吧。”

　　周建军把烟掐了，嗯了一声，转身进屋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声音压在喉咙口。“秀英。”

　　“嗯。”

　　“你跟了我，后悔不？”张秀英没说话，低头看着他手腕上磨得发亮的茧子。周建军也没催她。窗口透进一点远处的烟花光，她的侧脸亮一下又暗下去。“不后悔。”声音很轻，但周建军听见了。他没再问，也没回头，径直走向客厅。

　　刘建芳一个人过跨年夜。她在广州，北京路上的店铺早早就关了门，员工们都回去过节了。她回到自己的小公寓，打开电视，泡了一杯茶。窗外的珠江在夜色里泛着光。对面楼也有几个人站在阳台上，手里拿着啤酒，隔着楼距喊了一声“新年快乐”，她没应，但嘴角动了。她把那杯茶捧在手心里，看了很久。茶叶是清明前的新茶，还是王凤娟春天时托人捎来的，她一直没舍得喝完。茶汤颜色淡了又续上热水，淡了又续。

　　手机响了。是理发店老板娘打来的。

　　“建芳，新年快乐！一个人？”

　　“新年快乐。一个人。”

　　“唉，你呀。来广州这么久，也不找个伴。”

　　刘建芳笑了。“找什么找。一个人挺好。”

　　“好好好，你说了算。保重身体啊。”

　　“你也是。”

　　挂了电话，刘建芳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江面上的烟花倒影。红的绿的，在水里碎开来，又被水波推着合拢。她想起很多年前那个晚上的紫藤架，浅紫色的花穗垂在头顶，她的视线穿过花枝落在某个穿着新工装、脊背挺直的人身上，那人始终没有回头。她也没有再等下去。电视机里，倒计时开始了。“十、九、八……”她跟着念。“七、六、五……四、三、二、一。”她把那杯凉透的茶喝完了，洗了杯子，放在沥水架上，回卧室睡觉。关了灯，黑暗中阳台外还有零星的烟花在收尾。

　　黄哥和老伴早早睡了。人老了，熬不了夜。十点多就洗了脚上床，老伴还嘟囔了一句跨年，黄哥说她年年跨，年年还不是一样。关上灯，窗外远处有烟花闷闷地炸响。黄哥翻了个身，面对老伴，说了句“两千年了”。老伴嗯了一声，翻过去另一边。过了一阵，不知谁先打起了鼾。呼吸声匀了，烟花声远了，夜终于沉下来。老两口的鼾声合在一起，窗外那几朵残剩的礼花还在断断续续地亮，光从窗帘缝漏进来，在墙角的地板上慢慢暗淡。

　　刘建军的爸妈也早早睡了。他爸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他妈在旁边已经睡着了，呼吸很匀。他想起当年从老家来深圳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夜晚，他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的黑暗，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那时他头发还没白，背也不驼。现在他在深圳住了好几年，儿子出息了，女儿也出息了。他闭上眼睛。外面的烟花还在响，但他听不见了。翻了个身，手搭在老伴的胳膊上，终于也睡了。

　　世纪钟声敲响时，林芝还在窗前站着。晏城已经去了厨房，倒了两杯酒。不是什么好酒，就是普通的红酒，超市买的，几十块钱一瓶，瓶身上贴着促销的红标签。林芝接过酒杯，两个人碰了一下。

　　“干杯。”

　　“干杯。”

　　喝了一口，酒有点涩，不是回味很长的酒，但在这时候喝着刚刚好。

　　“晏城哥，”林芝说，“你说，下一个千年，咱们在哪儿？”

　　晏城没回答。看了一会窗外的夜色，才说：“在松岭。在松岭的月亮底下。”

　　两个人都没再说什么。

　　远处的烟花又猛了一阵，随后渐渐稀了，三两朵在夜空角落里自顾自地绽开。城市还没有睡意，市民广场上的人还很多,但松岭大厦的顶层只剩下这座城里最安静的一角。林芝侧过头看晏城的侧脸。晏城没看他，端着酒杯，目光落在远处。那盏煤油灯早熄了，但那点光没有灭。

　　第100章 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

　　两千年，三月。深圳的春天比往年来得更早。正月十五刚过，气温就蹿到了二十度。深南大道两侧的紫荆花开成瀑布，从深圳大学一路铺到上海宾馆。环卫工人前脚扫完，后脚又落一层，索性不扫了，让那些花瓣铺在人行道上，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走在棉花上。

　　松岭大厦顶层的办公室里，林芝翻开一份新做的规划图。图纸很大，铺满了整张会议桌，四角用镇纸压着，镇纸是他的老物件从松岭带来的两块青石，刻着松岭两字，是李树生当年给做的，李树生那时候手指还利索，刻刀一握就是一整天。晏城坐在他对面，手里拿着老花镜，架在鼻梁上，低着头看图纸。

　　“宝安二期，今年五月开工。三期明年春天。全部做完，二零零二年。”林芝的一支红蓝铅笔在图纸边缘轻轻点了点。“比原计划提前了半年。”晏城翻过一页，看了图纸背面的签字栏那里有孙大勇的签名，钢笔字刚劲，跟在名字旁边还画了一个笑脸。晏城看着那个笑脸，嘴角动了一下。

　　“大勇进步了。以前连名字都写不好。”

　　林芝也笑了。“人都会变。当年搬砖都搬不稳，现在管着几百号人，图纸也能看出门道了。上次总工不在，他帮着审了几张变更，还真挑出两个尺寸错位。”晏城没应，红蓝铅笔在那两处错位的说明上又轻轻勾了个圈。

　　孙大勇确实变了。以前那个光着膀子搬砖的毛头小子，现在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学会了用电脑，学会了看图纸，学会了开会发言。手下的人叫他“孙总”，他不习惯，让他们叫他“大勇哥”。但工地上新来的那些小伙子，还是叫他“孙总”，他也就由他们去了。孙小勇从省队打来电话，说队里换了个新教练，训练强度大，但成绩提升很快。孙大勇听了，在电话这头闷闷地“嗯”了一声，挂了电话以后，才对小李说了一句：“那小子，皮又黑了不知道几层。”

　　福田松岭花园的业主委员会换届。周建军被选上了主任。他不愿意干，说没时间，张秀英劝他试试，“你管工地那么多人，管个小区还管不了？”周建军想了想，接下了。张秀英后来在牌桌上提起这事，没讲两句就被对家喊“出牌”，她忙忙地打出一张五万，剩下的话又咽回去了。第一届业委会开会的时候，他坐在会议室里，看着那些业主代表，说：“小区的事，大家商量着办。”话不多，但都在点子上。业委会成立后第一件事是督促物业修好了儿童游乐场的塑胶地面，那几个破了大洞的滑梯也终于换了新的。

　　周念恩在设计院干了大半年，独立完成了一个小项目宝安的一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不大，三千平米，功能简单。他画的图纸干净利落，结构、水、暖、电各专业配合得严丝合缝，施工图审一次就过了。总工在会上表扬他，说“清华来的就是不一样”。周念恩没觉得特别高兴，晚上加了一会儿班，收拾东西回住处的时候路过城市广场，看了一阵跳广场舞的人群，又想起他爸站在脚手架上拧紧钢管扣件的样子。

　　刘建芳在广州开了第六家分店。这次在天河，珠江新城，高档商业区，铺租贵得吓人。但生意也好，一件旗袍能卖到上万块。店里的员工从广州美院请了几位毕业生，专门做设计辅助。她自己的手艺不丢，重要的客户还是亲手量、亲手裁、亲手缝。王凤娟打电话祝贺她，说“建芳，你比男人还能干”。刘建芳笑着回了一句“男人也没几个比我能干”。王凤娟在电话那头也笑了，笑着笑着又沉默下来，想劝她别太拼，注意身体，话到嘴边又改成“你一个人在外面，当心着凉”。

　　李树生能下地走路了。拄着拐杖，慢慢走到菜地边上。短短百来米，他歇了好几回。拐杖是新换的，铝合金的，轻便，但握在手里总觉得不如旧的那根木头的踏实。王凤娟已经在地里忙了半晌，见他走得慢，也没催，扔了手里的杂草走过来扶他。

　　“老李，你就别来了。在家待着。”

　　“在家待着闷。”

　　“闷也不能乱走。摔了怎么办。”

　　李树生没接话，在菜地边上的凳子上坐下，从兜里掏出刻刀和木头，低头刻起来。他刻的是一群鸽子，大大小小十几只，排成行，有的抬头，有的低头，有的正起飞。王凤娟看了一眼，没说话，转身继续摘菜。等她把韭菜割完一茬，回头发现李树生已经把那群鸽子的翅膀刻出了一根根羽毛的纹路。她用围裙擦了擦手，蹲到他旁边看了好一阵。

　　“这是什么？”

　　“鸽子。”

　　“和平鸽？”

　　李树生抬头白了她一眼，但嘴角弯了。“算是吧。”

　　陈小明的二女儿上小学了。在松岭小学，跟当年的小周一样，背着书包，扎着两条辫子，蹦蹦跳跳的。晏阳是校长了。他的头发也白了不少，人也胖了些，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在校园里走来走去，跟这个老师说话，跟那个家长打招呼。学生们叫他“晏校长”，他应着。当年的第一届学生有的已经考上大学，寒暑假回来还会来学校看看，跟他聊聊大学里的新鲜事。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松岭小学的操场上永远不缺奔跑的孩子。

　　他站在操场边上，看着那些孩子，想起了他自己小时候。那时候他在松岭，趴在煤油灯下写字，林芝在旁边教他。现在他是校长了。林芝也老了。

　　黄哥在工地上摔了一跤。不严重，扭了脚踝。他老伴不让他去工地了，说再乱跑就把拐杖藏起来。黄哥不听，第二天还是去了。孙大勇在工地上看见他，赶紧让人把他扶到办公室坐下。

　　“黄爷，您就别来了。工地上的事有我们呢。”